行走在Kochi静谧的小道上,脑海中浮现的正是这样一串英文。成片的山林,低矮的房屋,懒散的路人,还有卧在路边的山羊,时光仿佛在这座小镇之中停留。街角的教堂复刻了这样的回忆,这座城市仿佛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记忆中,从未被这个南亚大国的节奏打乱。满街的达罗荼毗文字已经将这里与快节奏北印隔绝开来。置身其中,第一次被once upon a time这样的词汇冲击,理解了历史与现实、远方与故乡的含义。 在Kochi狭窄的街道上,不时传来教堂钟声,这里是印度天主教徒最为集中的区域,信仰在此扎根与葡萄牙人的殖民不无关系。历史上最出名的航海家Vasco da Gama就葬于此,从安葬航海时代开拓者的教堂往西,会经过一片荷兰墓地,到了海边就是成片的中国渔网,传说是当年郑和下西洋时留下的技术。这座阿拉伯海边上的港口记录了葡萄牙人、荷兰人、中国人乃至犹太人的足迹,以至于今日在这里到处都是海鲜和牛肉,说着与印度核心腹地不同的语言,信仰截然不同的宗教,哪怕是大街上每一片空地里,孩子们也是在玩足球而非板球。在Kochi吃饭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过去总觉得印度咖喱生涩辛辣,没有泰国咖喱以椰香和奶香调制之后的美味,但是在喀拉拉吃过了海鲜咖喱,才惊觉原来东南亚的咖喱正是传承自印度南部。同样的自然环境奉献了大量椰子,配以调汁海鲜的酱汁和葡萄牙人的香料烹制,在喀拉拉吃到的鱼咖喱正是一种文化的印记。这使我想起了在威尔士王子博物馆看到的古孟买地图,葡萄牙人在规划之初,便认为孟买是中国和阿拉伯商人的中转站,而我们心心念念的海上丝绸之路,不过是印度人眼中一条循着季风扬帆的贸易通道。印度文化在历史上极大影响东南亚区域,无论是吴哥窟的建筑,还是马来人的排灯节,抑或近代的锡克警察,所以印度与东南亚的关系十分复杂,大量南亚人移居新加坡。哪怕是在最基本的饮食上,我们都不能够一厢情愿地认为东南亚仅仅是华人文化圈的辐射范围。一个人的旅途诚然寂寞,但是也充满了计划跟着变化走的快乐。本来打算坐车从Kochi直接到Kanyakumary,去看看孟加拉湾、阿拉伯海和印度洋三者交汇之处,来到车站才发现最早的一班车要14点30才出发。由于犹太城和荷兰王宫的游览早早结束,便阴差阳错地选择了Kochi到Trivandrum的班车,一上车不禁窃喜:居然是volvo的空调大巴,这也算是印度的豪华旅程了吧!跟着大巴一路来到Alleppey和Kollam,这本是计划中要造访的城市,现在想来印度人自封的“水上威尼斯”甚为可笑,基本就是破破烂烂的市镇。不过,喀拉拉的基础设施虽然陈旧,但是却不失位,KSRTC作为政府运营的公交公司,基本覆盖了邦内所有城市。道路所及之处到处都是小镇,没有想象中的荒郊野岭。由于回水的独特优势,喀拉拉的人口都是集中在西高止山和阿拉伯海之间的狭长地带,山上是茶叶和咖啡,水里是鱼虾和螃蟹,湖边还有香料和椰林。或许是由于这些丰富的物产都需要集体劳动才能收获,该邦长年由共产党执政,街头遍布镰刀锤头,虽然经济指标普遍落后,但是文盲率为零,人均寿命最长,倒也不失为一片乐土。无意之中,我的三十虚岁居然就在这里度过,赶到隶属泰米尔邦的Kanyakumari也使生日更有形式主义的魅力。Kanyakumari是印度半岛最南端,也是孟加拉湾、阿拉伯海和印度洋三者交汇之处,地处北纬八度的小城,最大的特点据说是该地的太阳总是在同一个方向升落,以至于泰米尔人在力海不远的礁石上建起了神庙和一位诗人的塑像。在这座小城,已经可以看到达罗荼毗文化影响之下的神庙造像,同时又有北印度对房屋五颜六色的装饰,还有许多穿着天主教服的修女,各种文化如同海水一般再次交融。不知是不是此处地理和文化上都特别具有象征意义,Kanyakumari也成为甘地骨灰撒向大海的地方,一代圣雄最终将自己奉献给了这个世界。甘地对印度教乃至世界的伟大贡献,就在于帮助印度教寻找到了精神核心,协同英国殖民对印度精英的世俗化改造,二者缺一不可。单一的世俗化改造以及印度现实相对西方文明的巨大落差,必然导致原教旨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反扑,单一的精神核心又会导致领导人权威的绝对化和神话,使宗教信仰固步自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甘地挽救了印度教,可惜现实政治的需要只接纳了甘地的形象,却将甘地思想内核拒之千里。尼赫鲁和真纳分别建立了印度和巴基斯坦,这是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两个国家,即便按照民族自决原则,需要的也应当是达罗荼毗、阿卡利斯坦、印度斯坦和信德斯坦。于是,这样两个按照宗教自决原则建立的国家纷争不断,彼此心态都出现了失衡,这片富饶肥美的土地也出现了人口爆炸、环境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以至于一些朋友直接将南亚部分区域定义为现实的人间地狱。相比之下,中国文化在历史上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如海绵一般不断吸纳其他文化,其最大的优势就是外儒内法辅以黄老,特别适合于皇权的巩固和知识分子集团的存续。在中国历史上,始终存在一个地主官僚集团,上承庙堂下接江湖,构成了古代社会的稳定器。更加重要的,这个集团并不是以家族或者种姓的形式存在,而是通过科举制度在士大夫阶层中传递,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内核。但是,这种文化永续性使得近代中国的变革特别缓慢,士大夫始终坚信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迟迟不能像商人和买办那样开眼看世界,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某种意义上,时至今日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追求依然是我们在为这种文化结构偿债。Trivandrum作为喀拉拉邦的首府规模并不大。但是,这里汇聚了杰出的喀拉拉式的建筑结构,Naiper博物馆和大皇宫都是木刻宫殿的带代表。由于较早接纳了海洋文明,kochi和trivancore的土邦主都没有将宫殿打造的如拉齐普特人那样宏伟和坚毅,相反却多了许多文明交杂的元素。比如trivancore的宫殿有一个四不像:龙头、象牙、马身、鱼尾。这在印度文化中极为少见,而且整个土邦主的公共建筑中充满了类似的造像,令人惊叹于海洋文明的伟大。木结构的宫殿背后隐藏的深意,就是这片上帝的后花园似乎天生就是被历史和政治遗忘的角落,以至于喀拉拉帮内的君主甚少征战,因为土地的物产和人口的积累似乎不足以引起土邦主们足够的兴趣。在现代南亚格局中,这里没有北方人口大省的选举战役,没有马邦古邦的经济地位,甚至连邻居泰米尔和僧伽罗的恩怨都没有,这里的土邦主甚至没有积极参加英国主导的一战和二战,也许共产主义是这片土地少有的政治存在感吧。说到土邦主阶层,其绝对是当今印度政治的一个神奇存在。在蒙巴顿方案中,英国人设计让土邦主自由选择加入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联邦,但是尼赫鲁和真纳显然没有那样的度量,他们纷纷出兵斜胁迫乃至征服不愿意加入的土邦,还建立了共和国政体,当初威逼利诱加入印度的土邦。后来在英迪拉的手中纷纷被取消了领导权,伴随当代印度的数次危机又逐渐被取消了各种福利补贴,可是,由于祖上留下的城堡、宫殿和土地,他们纷纷成为巨富,许多闻名于世的宫殿正是这些土邦主后人的私人博物馆。由于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土邦主的后人们在当地仍然享有崇高的地位,通过兴办各种公益事业以及参加公共活动,仍然保留巨大的影响力。不过,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互联网的普及,祖荫的财富和影响将以何种形式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存续,仍然是一个值得关心的命题。喀拉拉的旅程匆匆结束了,在整个行程中感触最大的还是海洋文明之于文化的影响。喀拉拉本应是印度教达罗荼毗的分支,但是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先后受到中华、阿拉伯、天主教、犹太等多个文明的冲击。由于缺乏大农业的基础,土邦统治极为松散,所有文明的冲击都能够轻松地留下痕迹,而没有中华民族那样对外来文明的辛酸回忆。就犹如喀拉拉的木质建筑,不是岩石雕刻那样生硬而长久,不是玉石雕琢那样精致而隽永,反而是在一种看似松软易朽的基础上,记录着所有的回忆。那些藏在阳光、沙滩、椰林和回水背后的文化元素,是对历史的解构,也是对自然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