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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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晴川阁
上图：当年蔡元培、鲁迅等绍兴名士曾经先后住过的绍兴会馆北京，千年古都；北京，文化名城；北京，有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遗迹，也有不少被人们逐渐淡忘的历史遗迹。《新青年》编辑部、欧美同学会，“男育英，女贝满”，悯忠寺，法源寺，绍兴会馆、浏阳会馆、菜市口，鹤年堂。当年，风云际会，地动山摇。如今，来此探寻名人足迹者寥寥，许多历史遗迹淹没在大杂院中。……住宿：寻访有历史感的宾馆来北京住在哪里？谢绝了亲戚、朋友、学生们的盛情邀约，不想打扰别人。再说，旅游的住宿也是一种体验。要么住民宿，了解当地居民、了解民俗民风，要么住宿有历史感的宾馆饭店，寻访故人足迹，领悟历史遗篇。不过现在民宿的装修越来越“做作”，越来越“夸张”了，一些本来“平易近人”的文化元素被扭曲。北京城内还有几家“有点历史感的宾馆饭店”。北京饭店，大家都知道，不必赘述。华风宾馆，这家宾馆如今在北京城是没什么名气的，但是清朝末年民国时期这可是名闻遐迩的“六国饭店”。这次来北京，就住“翠明庄宾馆”。上图：翠明庄宾馆正门侧面的雕塑 东华门大街上图：翠明庄宾馆正门翠明庄宾馆，南河沿大街与东华门大街交汇处。抗日战争结束后，内战一触即发，1946年1月，在“三人委员会”（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领导下，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当时，叶剑英为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共产党代表。翠明庄宾馆就是中共代表团的驻地。1949年以后，这所宾馆在很长时间是中组部招待所。上图：翠明庄宾馆“军调部中共代表团驻地旧址”标牌上图：翠明庄宾馆正门 Brief Introduction of Cui Ming Zhuang（简介翠明庄）上图：北京翠明庄宾馆门前·南河沿大街上图：北京翠明庄宾馆·南河沿大街箭杆胡同：陈独秀旧居东华门大街，西起故宫东华门，经过南池子、北池子交汇处，东至南河沿大街、北河沿大街的交汇口，继续向东是东安门大街，一直通到王府井大街。东华门大街南北两侧，有许多胡同。由于这里离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旧址（今北大红楼旧址、新文化运动陈列）不远，因此，胡适、陈独秀等许多名人曾经居住在这一带。胡适曾经住在缎库胡同，但是今天已经难以找到其旧居所在了。东华门大街，翠明庄宾馆对面，又一个小胡同，叫做“智德前巷”。这里有一所学校“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今天，几乎没人知道这所不起眼的普通中学。五四前后，这里是“孔德学校”。它以法国哲学家孔德的姓为校名。蔡元培是这所学校的创办者之一。那时候的北大教授多把自己的子弟送到这所学校读书。李大钊、蔡元培、刘半农、钱玄同等人的子女李葆华、李星华，蔡威廉、蔡柏龄，刘育伦，钱三强，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孔德学校”的校歌是刘半农大师的作品，“孔德学校”的国文老师是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国文课本也是这几位名家大师编写的。上图：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东华门大街智德前巷沿着 智德前巷 绕过 孔德学校（今北京二十七中）校园，即可到达 箭杆胡同。陈独秀旧居 就在北池子头条与箭杆胡同的交汇处。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四合院，很普通的灰砖墙，很普通的“如意门”。就是在这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院南屋，一篇篇惊世文章编辑成为《新青年》杂志。新青年·新文化·新思想，五四运动，都与这普通的小院有关系。1916年，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7年，陈独秀从上海迁居北京，就租住在这个小四合院里。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也随之而来。据老住户回忆，三间北房是陈独秀的住房，《新青年》编辑部就在四合院的三间南屋里，两间东厢房是车夫、厨师的住房。北京大学、《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陈独秀在这里经历了中国历史的转折——“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上图：北京箭杆胡同·陈独秀旧居暨《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上图：北京箭杆胡同·陈独秀旧居上图：北京箭杆胡同陈独秀旧居文物保护单位标牌南河沿大街：欧美同学会沿着 南池子大街 向南，在南池子大街·东长安街口，有一个“欧美同学会”。上图：欧美同学会1913年，在著名学者梁敦彦、周诒春、颜惠庆、王正廷、顾维钧、叶景莘、詹天佑等人的发起和赞助下，京津两地的同学会合并，创建“欧美同学会”，英文名为Western Returned Students' Club。1915年，在梁敦彦先生（首届会长）的倡议下，由会员集资两千两白银，购得南河沿街口的石鞑子庙，拆修后建立了会所。上图：欧美同学会首任会长梁敦彦，清朝首批留美学生，就读于耶鲁大学。清末任职于外务部，民国初期曾经担任交通总长（交通部部长）。1966年以后，欧美同学会停止活动。1982年，由茅以升、周培源等联名向中央提议欧美同学会恢复活动。上图：卡内基梅隆大学校园内的茅以升先生铜像。茅以升，曾经就读于卡内基梅隆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上图：茅以升先生铜像（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校园内）。茅以升，中国著名的桥梁设计师。上图：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温家宝题写的“茅以升先生”上图：欧美同学会 大门·南河沿大街上图：欧美同学会上图：欧美同学会·安静的小院现在，“欧美同学会”增冠“中国海外留学生联谊会”的名称。这样，同学会的联络范围更大了。灯市口：公理会教堂·育英中学·贝满女中沿着王府井大街北行，走过东安市场，就可以看到一座教堂。这是北京王府井天主教堂，正名是天主教圣若瑟堂，又称为东堂。圣若瑟堂是天主教耶稣会建立的。教堂为罗马式建筑，耶稣会教士比较注重融入中国文化，因此，教堂的一些细部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元素。教堂前有“圣若瑟亭”。圣若瑟（Saint Joseph），基督教圣徒，或译为圣约瑟。王府井大街改造时，在这所教堂前开辟了一个广场。上图：北京 圣若瑟堂继续向北前行约百米左右就到了灯市口。基督教公理会旧址·育英中学·贝满女中都在这个区域。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教派，源于英国清教徒，比较自由，每个教堂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互不统属，信奉公理制自治。最初，公理会在美国北方影响比较大。清朝晚期，公理会在华北一些地方建立堂会，宣传教义，在北京灯市口也建立了他们的会所。基督教公理会旧址在今天灯市口北巷，不过这里已经成为了一个大杂院，不知住进了多少户人家。从打开的民宅大门看院内，还有一些原有建筑遗迹。大门前一个孤零零的标牌，似乎在诉说着什么。上图：基督教公理会旧址 北京灯市口北巷清朝同治年间，美国公理会在这里创办了两所学校：育英学堂、贝满女塾。在清朝末年民国前期，这是两所名校，当年有“男育英，女贝满”之说，可见其影响之大。育英学校，建立于1864年，原为公理会“男蒙馆”，北京市第一所教会学校，在义和团时期被毁，1902年重建，称为育英学校，民国时期称为“育英中学”。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临、原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大使韩叙、原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等都是育英中学的校友。1952年，改为公办，中学部分，定名为“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小学部分，就是今天的“灯市口小学”。贝满女中，即原“贝满女塾”（Bridgeman Girls' School），1864年创办，它是北京最早的女子学校。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卫生部长李德全、作家冰心、原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戏剧家孙维世，都曾经在贝满女中就读。1951年，改为公办，现在是北京市第一六六中学。育英学校、贝满女中，“教学设施及师资均属一流,教学质量远近闻名，学校不仅引进了西方教育模式,课程多样,而且还开展了文艺、体育、卫生等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使学生得到西方现代文明熏陶的同时,在德、智、体方面全面发展。育英学校在中西异质文化交流碰撞背景下不断改进完善教学环境,也推动了北京教育的早期现代化进程。”（毕晓莹：《民国时期北京育英学校述略》，《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上图：北京育英学校（今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南大门上图：北京 育英学校（今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南大门上图：育英学校 门额上图：北京育英学校（今北京市二十五中学）校园上图：北京 育英学校（今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校园上图：北京育英学校 校训上图：北京育英学校 门厅 匾额上图：北京 育英学校 门厅 匾额南横西街：唐悯忠寺故址 · 法源寺唐悯忠寺故址唐太宗征辽东，《资治通鉴》、《旧唐书》等史籍均有记载。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诏令在幽州（今北京）建寺以纪念征辽东的阵亡将士。寺未建成，唐太宗去世，至武则天时期方建成，名为“悯忠寺”。寺内有“悯忠阁”，高大雄伟，唐朝中期，安禄山、史思明都曾经扩建这座名寺。辽代，以幽州为“南京”，又称为“燕京”。悯忠寺毁于天灾，不久修复，规模更大，改称“大悯忠寺”。这里不仅是佛寺，也是皇家行馆。北宋使臣来“南京”，就常驻此寺。金灭辽之后，改“燕京”为“中都”。当时悯忠寺是中都的重要寺院。“靖康之变”后，宋钦宗就被囚禁在这座寺庙中。蒙古入主中原，建立“大元”皇朝。以今北京为“大都”。悯忠寺还是很有名的。与文天祥齐名的抗元名臣谢枋得，就被蒙古囚禁在这里，后来谢枋得见寺内有“曹娥碑”，感泣：小女子犹能如此，我难道还不如她！至此，谢枋得已坚定以死抗争之心。数日后，他终于绝食而死。元末，悯忠寺毁于兵燹。后来，明朝前期在这里建“崇福寺”，清代重修，建“法源寺”。实际上，法源寺与悯忠寺虽然有一定的承袭关联，但是，寺址向北移动了百余米。悯忠寺原址，直到近现代都是一片杂乱的民居棚舍，大约二十年前，北京市把这里辟为广场园林，广场临街处有一灯塔样石建筑，刻有悯忠寺故址字样。“灯塔”左右各有一铜坐龙，仿史思明墓制成。这种铜坐龙主要始于唐代，在后世辽金皆有传承。 这里也是法源寺的寺前广场。上图：唐悯忠寺故址 纪念灯塔与坐龙上图：唐悯忠寺故址广场 暨 法源寺寺前广场唐悯忠寺，原建筑遗迹已经荡然不存，唯余空阔的广场，以及当代仿古纪念灯塔与上面的石刻，后人怀觚握椠，踏访遗迹，当年号称“悯忠高阁，去天一握”的悯忠阁已经踪影全无。据说，法源寺内那株粗大的松树还是唐朝种植的，号称“唐松”。那只有它默默地见证千年历史变迁，见证“红”与“黑”的交替。故址广场背后是如今仍然可见可访的法源寺。法源寺悯忠寺在元末战乱中被毁，明朝前期，正统皇帝在位时期 ，重修寺院，当时仅重建了原悯忠寺北部的殿堂，寺名更易为“崇福寺”。明末清初，崇福寺又在战乱中化为残墙断垣。清朝前期雍正皇帝拨款重修，赐名“法源寺”。上图：北京法源寺--法源寺前街法源寺山门法源寺与唐悯忠寺故址广场 隔着一条狭窄的小街——法源寺前街。清雍正皇帝把法源寺定位为“律宗”寺院，着重研习及传持戒律。法源寺与悯忠寺是有承袭关系，但是并非在其故址上修建，也并不是完全恢复旧貌，而是主体向后移动了百米，重新建造的一座寺院。民国初期，法源寺还成立了“中华佛学院”和“法源寺佛学院”。1963年，“亚洲十一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徒会议”也在法源寺举行。今天，这里是“中国佛学院”。法源寺，在佛寺建筑方面，布局严谨，基本上是中轴线对称的格局，坐北朝南，规规矩矩。现存建筑多为明清时期的，主要是清代前期的。法源寺是北京保存完好的古寺院建筑群之一。上图：法源寺天王殿上图：北京 法源寺 毘盧殿上图：北京法源寺 五观堂（僧众的饭堂）上图：法源寺 五观堂 前廊 木鱼上图：法源寺 五观堂 前廊 云牌（诵经、开饭时敲击云牌为号）上图：北京 法源寺 祗园上图：法源寺 后院上图：法源寺 后院法源寺 林木茂盛，竹林滴翠，古树参天。特别是丁香、海棠、白皮松，最为著名。据说，丁香是明代所植，海棠是乾隆皇帝亲手种植，“唐松”历经千年。 上图：北京 法源寺 翠竹环绕 古木参天法源寺，保存着许多对研究佛学、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石刻、经幢等，唐朝的《无垢净光宝塔颂》、《悯忠寺藏舍利记》、《承进为蔍福禅师造陀罗尼经幢》，辽代的《燕京大悯忠寺菩萨地宫舍利函记》都是极为珍贵的文物。殿外山墙还嵌有清代翁方纲复制的唐“云麾将军碑”残柱基，另有《法源八咏》及梵文《心经》等碑刻。上图：北京 法源寺 梵文《心经》上图：北京法源寺 梵文《心经》上图：北京法源寺 大雄宝殿前的六座石碑 记载从明朝正统年间以来直至清朝雍正时期历次修建的历史 走进法源寺，历代皇室御赐题匾、名家文人墨迹石刻，比比皆是，处处可见。 上图：法源寺石雕：石缽及其基座 珍贵的文物唐、辽、金、元，直至晚清、民国，许多名士文人，曾经在法源寺留下足迹。清朝全盛之时，乾隆皇帝来过，又是植树，又是题词，法源寺名声大噪。纪晓岚、龚自珍、林则徐以及宣南诗社诸君都在法源寺留下过咏叹诗篇。晚清时期，高扬“咸与维新”旗纛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从南方来到京师，暂居之地，就都在法源寺附近。康有为住在“南海会馆”（今米市胡同），梁启超住在“新会会馆”（今粉坊琉璃街），谭嗣同住在“浏阳会馆”（今菜市口）。离法源寺都不远，举步可达。李敖在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中，把原本发生在法华寺的故事移花接木，放到法源寺，让谭嗣同与袁世凯在这里会面，可能也是看中了法源寺的历史内涵。书中写道，著名变法维新人物谭嗣同，在刑前，也曾到法源寺一游。这是完全可能的——从他的寓所到法源寺，步行只需十来分钟。1927年3月31日，康有为在青岛去世。4月，梁启超与康门弟子在法源寺设灵堂公祭康有为，吊唁三日。1924年春，印度大诗人、大文豪、思想家泰戈尔来到北京。徐志摩、林徽因陪同他游览了法源寺。他对法源寺赞叹不已，不愿离去。他们三人在法源寺的留影，被人们誉为“岁寒三友”——泰戈尔挺拔坚韧，“松”也；徐志摩潇洒俊逸，“竹”也；林徽因 冲寂自妍，“梅”也。上图：泰戈尔、林徽因、徐志摩在北京法源寺的留影南半截胡同：鲁迅旧居南半截胡同从唐悯忠寺遗址广场向东走二三百米，就到了南半截胡同。上图：北京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鲁迅故居南半截胡同，有绍兴会馆。周树人、周作人兄弟都曾经在这里居住。会馆，也称为“公所”，中国古代、近代历史上，旅居异地的同乡、同业的组织，由旅居异地的同乡人共同设立。起源可以追溯到汉朝。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明朝。清代盛行。一般以县、府、省为单位。在京师，多由外地的同乡官僚士绅出面组织；在商业城市，多由外地的工商同行业的商行、帮派出面组织。会馆设有供同乡、同业聚会或寄居的房舍。会馆是帮会的议事厅，也是同乡旅途的住地，一般来说，为遇到困难的家乡旅客提供数日食宿，甚至提供回乡的路费。明清时期，北京城内，各地会馆多达数百，而且大多集中在宣武门外城南一带。信手翻阅史料、文稿、诗抄，可以查考的名人曾经寓居的会馆不下百处。可惜大多已经拆毁，变成了拔地而起的高楼。尚存的会馆故居也多成为了大杂院。绍兴会馆，始建于清朝道光年间，几位浙江在京官员，在南半截胡同路西（即今南半截胡同7号）的一所宅院内筹建了山阴会稽两邑会馆，简称山会邑馆。中华民国初年，山阴县、会稽县合并为绍兴县，该馆更名为绍兴县馆、绍兴会馆。原本是幽静雅致的寓所，堂馆屋舍，古树庇荫。门上有匾额“绍兴会馆”。会馆有大大小小的院落数进，屋舍数十间。周树人应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约进京，就寓居于绍兴会馆的“藤花别馆”，1916年夏迁到“补树书屋”。补树书屋独占一院，院中原有一株树枯死，补种一槐树，所以名“补树书屋”。 就在绍兴会馆补树书屋里，周树人开始使用笔名“鲁迅”，在这里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夏瑜、华老栓“诞生”了。上图：绍兴会馆旧址·鲁迅（周树人）、周作人旧居绍兴会馆经过二百年风霜雪雨，早已面目全非，但因鲁迅先生曾在这里生活、工作过，“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许多知名学者曾经在这里出入。因而慕名来此参观、瞻仰、凭吊遗迹的人仍然不少。上图：北京绍兴会馆上图：绍兴会馆腾退公告绍兴会馆，今后是什么模样，难以评说。“修旧如旧”，不容易。但愿不要过度修缮，过度商业化。寻找广和居广和居，是清末民国初年北京的著名餐馆之一。它的位置就在绍兴会馆附近。人气颇旺，翁同龢（同治、光绪的老师，户部尚书）、何绍基（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晚清著名画家、书法家）等高官，杨深秀、谭嗣同等维新变法的名人，都曾经光顾过广和居，仅留下诗文或记录的就能拉一个长长的名单。鲁迅在教育部任佥事，钱玄同等常来，即在广和居设席请客，间或也来独饮独酌。1939年日军占领北平时期广和居停业了，遗憾的是，抗战胜利后广和居没有开张，新中国成立后也没有动静，近二三十年，很多老字号都借旧名开新店了，广和居还是无声无息。到现在，一般北京人都彻底忘了广和居的字号了。就是居住在南半截胡同、北半截胡同的老人，也没听说过广和居了。上图：从南半截胡同，走到北半截胡同，走到菜市口，都没有找到“广和居”。问住户，他们都回答：“不知道”，“没听说”。南半截胡同、北半截胡同，虽然破败杂乱，但是漫步其间总还有沧桑感，还有历史感，但愿别整成酒吧麇集的伪古建筑群，也别搞成名人故居孤立于草坪广场之中的抽掉历史环境的假故居。菜市口：谭嗣同旧居 古刑场 鹤年堂谭嗣同旧居谭嗣同，维新变法的勇士、旗帜。谭嗣同故居，在北半截胡同。由于菜市口大街的展拓，北半截“胡同”已经没有了。不过，谭嗣同故居还保留着“北半截胡同”的门牌号。从菜市口地铁站出来，沿着菜市口大街向南行走，可以看到一个不算太高的土台，这个土台上有一个破旧的院落，门前有“谭嗣同故居”的文物保护牌。这个院落也是“浏阳会馆”。上图：北京 地铁4号线 菜市口地铁站谭嗣同的居住、读书的房舍，他自题舍名“莽苍苍斋”。门柱有他的自题楹联。1898年9月，戊戌政变，谭嗣同就在浏阳会馆被捕。戊戌六君子遇害。他的遗体就运回浏阳会馆成殓，他的灵堂就设在“莽苍苍斋”。现在，浏阳会馆已经成为大杂院，原来的房屋、庭院和一些后来搭建的小屋，加盖的厨房混在一起，完全看不出原有的布局了。“莽苍苍斋”的门匾与门联，已无踪可寻。上图：北京 浏阳会馆 谭嗣同故居现在，这里也已经腾退。不知道今后这里将是怎样。菜市口古刑场 鹤年堂菜市口地铁站正在“菜市口”。早在明朝，这一带就是卖菜的市场，菜摊、菜店众多，也就得名“菜市街”。清朝时，称为“菜市口”。原来，这里是“T”字形的路口，南面是一些胡同，并非宽阔的通衢大道。2000年左右，北京市把菜市口胡同、北半截胡同等拆除，展拓成为主干道，并且一直向南延伸。现在菜市口就成为了十字路口。街道宽阔，街旁商店很多。地铁站在街道四侧皆有出口。上图：菜市口今貌清朝时期，执行死刑的法场就在菜市口“T”字形路口的北侧。1898年，戊戌六君子就是在菜市口就义的。监斩官是军机大臣刚毅。清朝被推翻之后，刑场就转移了。鹤年堂药店，原来也是在路口的北侧。现在，迁到菜市口南侧（广安门内大街路南）。上图：北京 鹤年堂药店明朝永乐初，丁鹤年在北京菜市口开设了“鹤年堂”，既是医馆，又兼为药铺。丁鹤年，是医学家，善养生，同时也是诗人。当代著名学者陈垣对他的诗作评价极高。 明朝中期，南京翰林院侍读严嵩，为鹤年堂题匾。后来，严嵩升任首辅，成为嘉靖权臣。鹤年堂的楹联，是杨继盛题写的，“欲求养性延年物，须向兼收并蓄家”。杨继盛向嘉靖皇帝上《请诛贼臣疏》，弹劾严嵩，遭到迫害，受尽酷刑，关押数年，惨死法场。杨继盛死后七年，严嵩父子倒台。杨继盛才获得褒谥。 严嵩题匾、杨继盛的楹联，并悬于鹤年堂门前。这也是一大奇观。上图：门前正匾“鹤年堂”三个大字又为明朝首辅、权倾朝野的严嵩亲笔题字。楹联是杨继盛题写的 后来，菜市口成为法场。 每当官府要处决犯人的前一天，鹤年堂就会收到告知文书。 行刑当日，鹤年堂停业。衙门差役在鹤年堂门口放置监斩官的书案、座椅，午时三刻，监斩官朱笔一挥，刽子手手起刀落，顷刻之间身首异处。 行刑完毕后，刽子手会向鹤年堂讨要“安神药”。上图：鹤年堂今貌 1966年鹤年堂改名为“人民中药店”，后来，又更名为“菜市口中药店”。直至90年代，才又恢复“鹤年堂”，并且，被授予“中华老字号”，“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 每一处历史遗迹，都是一章可歌可泣的历史遗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