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游记攻略

920级台阶、祭台后的管风琴有180个调音器、1.3万个音管……在这一串数字背后，是500年米兰人的呕心沥血、代代传承。1867年夏天，马克·吐温（Mark Twain）从美国远道而来，站在我们的位置，发出声声惊叹：“这是何等的奇迹！如此壮丽，如此庄严，如此宽阔，却又如此精微，

如果一群狂蜂向你袭来，怎么办？最好的办法是不用理睬，径直往前走。狂蜂呼啸着从你耳边绕过的能力远远高出你的想象。这样的感受，你在越南大城市穿马路时就能遇到，那狂蜂就是摩托车。这座城市有1000万人口和400万辆摩托车，从日本本田到中国力帆，说你若有了摩托车才会有女朋友。即便我等见过车潮大世面的中国游客，在穿马路时都不免两腿哆嗦。不过，那些越南车手的技艺真是了得，在飞速行进中用余光瞄你一眼，就看透了你的心思，不动声色，不减速度，手腕微微一抖，车就轰鸣着贴着你的前胸或后背闪过。等尾气散了你才惊喜地发现：自己居然还毫发无损地活着。 经典景观 这座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城市却以一位逝去的老人命名，叫胡志明市（Ho Chi Minh City）。但许多当地人和外国游客依然喜欢叫它以前的名字——西贡（Saigon）。有人说，孩子的名字叫多了就顺，会决定他的未来。叫狗子的长大就成了狗子，叫大牛的长大就是大牛。城市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反正在这座城市的邮政局参观的时候，这种纠结愈发明显。地面铺就精美的印花地砖，两侧的雕饰色泽艳丽，形态繁复，一片欧洲气派。而大厅的正中央，却悬挂着共和国创始人的头像，一位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亚洲老头。这种搭配乍看显得不和谐，再看又觉别有味道——既然中国茶到了欧洲可以放糖喝，葡萄酒到了我们亚洲就自然能兑上雪碧，社会主义制度也可以嫁接点资本主义元素，或者倒过来，资本主义运作加顶社会主义帽子。 邮政局大厅 总之在这里，抬头认得胡志明，低头置身是西贡。 西贡的历史不长，到了19世纪成为法国殖民地后才得到长足发展，成为重要都市。至今城市的区划还仿照巴黎的做法，以数字分作十几个区，而最吸引外国游客的主要是1区，那里云集着一片殖民时期的法式建筑，有点类似黄浦区外滩之于上海。把这个中心部位逛完，大半天的时间就足够。 人民委员会大楼 最宏伟的建筑当是市政厅，严格来说它的名字叫做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这座造型工整对称的大楼是殖民时期留下的建筑精品，曾是西贡最豪华的山庄饭店，南北越统一后被用作党政机关所在地。如今顶上插着红旗，只能远观，不能进入。即便如此，还是建议入夜后再来探访一次，亮灯之后的人民委员会大楼无比璀璨奢华，难以想象这样西化的躯壳里从事的居然是党的事业。 圣母大教堂 人民委员会朝北走一两个街区，就到了同样是殖民时期风格的邮政局，是胡志明市还是西贡市的困惑，在这里达到高潮。邮政局对面是红砖砌成的圣母大教堂，教堂前高大的圣母像一派悲天悯人。若不是周边嘈杂的摩托车，还真让人以为到了欧洲的某个角落。 统一会堂 再往西一两个街区，有一片绿地围起一个横向铺排、占地庞大的建筑。建筑正中央依旧是胡志明主席挥手致意。从建筑本身而言远无法与市政厅媲美，但其历史价值更为重要，甚至完全是这座城市复杂历史的浓缩。这里最早是法国总督的行宫，后来随着法国势力退出越南，又变成南越政府的总统府，光挨飞机大炮轰炸就不止一回。然后越战又开始了，越战的结果，是美国不堪国内日益高涨的反战压力，不得不从越南撤军，得到苏联和中国支持的北越军队迅速击溃南越部队。1975年4月30日，北越坦克就是轰开了这里的锻铁大门，占领总统府，宣告越南统一，建立社会主义新越南。西贡也从此更名为胡志明市。现在，总统府的名字叫做统一会堂。值得花上10元人民币买张门票，在里面仔细看看，吴庭艳等南越总统的办公和居家摆设、繁复的地下室作战系统，都得以依原样保存着。 边青市场 走过了这些建筑，再去西贡河边临江眺望，再匆忙的游客也可以宣称，自己来过了胡志明市。其实，胡志明本人倒是从来没有在这座南方城市工作和生活过，只是早年从西贡出发，坐船远赴法国留学，并最终带回了社会主义。西贡解放的时候，胡志明已经去世整整六年，没看到祖国的统一。 红旗飘飘 我们到胡志明市的那天，正好是4月30日，越南解放和统一35周年。大街小巷、高楼窗前到处插满了越南国旗，每隔两三个街角，胡爷爷就要笑呵呵地冲你挥手，统一会堂里更是召开纪念大会。游客拍张照片能躲过红色就算个小小的奇迹。我们走在摩托轰鸣的大街上，笑言35年后，这座城市姓胡还是姓西依旧不明朗。 路边 统一后的越南并不太平。越南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激进项目，强迫农业、小型工业和商业集体化，很快导致了史无前例的经济灾难。今天我们可以花上10元人民币，在街头随意找个摊点享受一碗配了香叶和柠檬的美味鸡丝汤米粉，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传统大众美味都是资本主义尾巴。可能因为大米在制作成米粉的过程中略有损耗，被视为严重的奢侈浪费，买卖汤米粉都只能在熟客间转入地下悄悄交易。可想而知，那样的社会主义越南究竟是什么水平。越穷越不消停，硝烟未散，越南又开始视邻国柬埔寨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出兵大举侵略，并因此惹恼中国，发动了围魏救赵式的“中越自卫反击战”。幸好，越南人并不愚蠢固执，也不像亚洲某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有着世袭王朝，他们在80年代后期就180度大转弯，撤军柬埔寨，与中国重修旧好，向美国伸出橄榄枝，并效仿中国，提出了“要么改革、要么灭亡”的口号。今天，越南的基础建设依然落后，坐汽车从胡志明市去河内需要49小时，但至少，越南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稻米出口国，在街边吃一碗米粉不再犯法，并且是绝大多数越南人都能消费得起的享受。没有米粉的社会主义，不知道哪个越南人会喜欢。 流动书店，当然是盗版的 走遍胡志明市的主要景点，不需要费太多功夫，但感受考究优雅的法兰西风情与简朴直露的红色浪潮的怪异结合，则需要一点时间和心情。 简易排档和豪华西餐厅，不过一墙之隔 选择很多。你可以在狭长弄堂口的排挡边坐下，随便叫几样小吃，所费几万越南盾，合计不到人民币10元钱。你也可以走进一墙之隔的餐厅，那里装潢考究，供应纯正的越式法国大餐。每道主菜都不会少于20美元，鹅肝很肥，牛排极嫩，从餐具到服务生的水准都极其专业，三个人心满意足地吃掉150美元，足够吃一个月的汤米粉。 你可以和其他市民一起，在边青市场旁的西贡广场上看文艺演出，那曲调、那动作分明是革命现实主义的主旋律，是在歌颂党的英明领导还是在赞美祖国的繁荣富强？如果听不懂歌词，干脆就去旁边的马路上买地摊书或者碟片，全部都是盗版。Lonely Planet的书几乎每本都有，讨价还价的时候要注意尊重对方，还价到１美金的话当心女贩子都会向你竖中指。 你可以去革命博物馆接受爱国主义教育，那里陈列着许多战争时期的照片，以及北越战士用过的武器船只。你也可以去不远处的玛丽亚曼印度寺庙，惊讶于这样一个天主教和无神论轮流坐庄的城市里，居然还有印度教的一席虔诚之地。 城市剧院 你可以去城市剧院，即便不进去看演出，大门的装饰已经令人觉得新奇。这座殖民时期的建筑耸立着两根西方裸女的廊柱，而她们的头顶，却飘扬着社会主义越南的鲜红旗帜。你也可以去范五老地区，那里是外国游客的集散地，纵横都是三星以下的旅馆和宿舍、代办一日游和多日游的旅行社、米粉店、咖啡店、洗脚屋、酒吧、意粉屋、杂货店、盗版书店和碟片店。除了吵闹，游客能找到他想要的一切。 你也可以在黄昏之后，去西贡河边散步。城市的名字改了，河的名字却没有改，可见当初的改变确实失之草率。沿岸会停泊两三艘大船，不妨径直跳将上去，找个位置坐下，点好酒菜。等你酒酣耳热之时，船就会启航，在夜色中巡游西贡河。我相信，在这个地形狭长、交通不便、经济又欠发达的国家，能有朝一日在西贡河的游船上喝杯啤酒吃一顿饭，是许多越南人的梦想。而我们这几个外国人，随意几步就这么跨上甲板，抵达了他们的梦想。 活色生香的西贡河游轮 船开了，大家吃吃喝喝都很开心，中国人、美国人、法国人，还有越南人，几十年的恩恩怨怨似乎都已被抛在脑后，顺水东流。有乐队助兴，有歌手唱歌，居然三分之一都是中文歌。西贡河的岸边不比上海外滩，船行不久，岸上的灯火就已远去，寂暗的河道上只剩下游船的光影，还有悠扬的乐声： 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那样熟悉， 我一时想不起。

来韩国也不是第一次了，还是不明白首尔有什么好玩的。老郑见状宽慰我说，明天咱们去全州，不是泉州，是全州。怕还闹误会，老郑再加一终极定语：全州，石锅拌饭的故乡。 这是前菜 次日我们到全州的时候已近中午。先吃饭。虽然我不是石锅拌饭的粉丝，不过到了肯塔基不能不吃肯德基，我也做好了拿银筷子在黑石锅里扒拉黄豆芽的准备。想不到主人嫌这不是待客之道，让我们在长条桌前席地坐定，一挥手，阿妈妮走马灯似地端来十几个小碗盏，从传统泡菜到海带丝青菜梗黄瓜片小银鱼炸虾饼生牛肉，铺排得满满当当。这且是前菜，胃口小一点的光这个就吃饱了。后面的热菜也动用猪肉、牛肉、海鲜等各种食材，又端上火锅现场开煮，直吃得酒酣耳热。上主食的时候除了米饭还有汤饭，干湿两全。我个人最欣赏的是一道生炝醉蟹。主人对一个中国人能吃这玩意儿颇感意外，我告诉他们本人祖籍浙江宁波，甬人最爱此味，其做法几无二致。主人一开心，舀一勺咸咸的醉蟹汁拌进白饭里，吃得啧啧有声。 醉蟹 有道是女人征服男人先从胃开始。一个城市征服旅人也大抵如是。从饮食文化的丰富程度来说，韩餐无法与中餐比肩，一道也好十道也罢，经典就是那些，本质不会改变，但全州把“传统韩定食”发扬成规范化的饮食仪典，据说标准配置由18味小菜加６大荤６大素组成，养眼到壮观的地步，不仅提升了韩国饮食在国际上的总体形象，而且成为全州值得骄傲的一大地方特色。打蛇打七寸，对于很多不明就里的外国人而言，全州和泉州也许比较搞，但石锅拌饭的发源地必定通俗易懂。 丰南门（网络图片） 不知道全州成为韩国的美食之乡，是否和它的历史渊源有关？但全州的历史，使其不单有美食。全州曾是后百济时期的首府，更是朝鲜王朝的发源地。朝鲜李氏王朝从14世纪开始，统治朝鲜半岛长达500年，其祖籍发祥地就是全州，就好比满清王朝出自沈阳盛京。因此，全州至今还保有不少历史遗迹。当年朝鲜王朝鼎盛时期，全州城也有高墙环护，四门拱立，相当壮观，如今只剩下南门称为丰南门，历经16世纪壬辰倭乱损毁，后于1978年修耸一新，正中彩虹门挺拔高阔，外圈则城垣环绕，气派了得。 庆基殿 藏书楼 庆基殿则是1410年朝鲜王朝为供放开国李太祖的遗像而建造的一片建筑群落，全州李氏先祖的牌位也在庆基殿内的庙宇中。庆基殿正门口竖一下马碑，“至此皆下杂人勿得入”，而且也是正门只得国王入，官宦群臣都是右门进左门出，全是中华帝王的做派。有人据此跟着韩国电视剧一起犯迷糊，称李太祖李成桂为开国皇帝。对此只能报以哂笑。朝鲜半岛历史上何曾出过严格意义上的皇帝？李成桂发迹时期，正逢中华大地元、明两朝权力更替。元朝铁蹄践踏朝鲜半岛本不足怪，李成桂诞生时高丽的年号都是“至元”。朱元璋灭了元朝后，派使臣前往高丽昭告，高丽见机，随即停止使用“至元”年号。但高丽从生存角度，需要巧妙周旋于周边大国之间，高丽王室甚至多代迎娶蒙古公主。元末明初，元明双方的胜负并未一锤定音，对半岛的影响也交替而混乱。高丽始终周旋在两者之间，玩足两面派，直到元明之争彻底尘埃落定，1392年李成桂发动宫廷政变，废黜高丽，建立朝鲜王朝，并派使向明朝上表，表明心迹，还拟了“朝鲜”与“和宁”两个国号让明太祖定夺。朱元璋选定了“朝鲜”，但心里也明白李成桂玩的是什么把戏，天高皇帝远，管不到而已。 下马碑 朝鲜王朝的发祥地 庆基殿是皇家苑囿，紧挨着的韩屋村倒是一派寻常人家。所谓韩屋村，是将整片传统韩国民居维护修缮，统一管理。全州的韩屋村有800多套传统住宅，仿佛一个鉴赏韩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古村落。韩国建筑受中国和日本的影响很大，尤其总体的美学理念相同，也讲究风水，讲究与自然的关系，建筑结构更是相近。韩国朋友说中国建筑是飞檐翘角，日本建筑屋脊下沉，韩国建筑取其中，我看最主要的差别大概也就这样了。倒是韩屋的外层围墙低矮到只有齐胸高，只能作装饰之用，相当特别，不知是全州历代民风淳朴还是近来全面整修、力求美观的结果。如今的韩屋村除供观赏外，还开发了许多功能，可体验茶道，可传授传统礼仪，可学习制作泡菜，可供游客下榻住宿，甚至可与末代皇孙共进美餐，聆听皇宫秘闻。 韩屋村 飞檐不翘角 围绕着丰南门、庆基殿和韩屋村，全州在周边兴建了一系列凸显民族特征的街巷和商铺。春暖花开，枝红柳绿，微风拂煦，徜徉在黄色柚木建筑与桃红花瓣间杂的街头，遗憾中午的酒喝少了一口。 周末的全州 热闹的街市 全州有三大宝：韩屋村，韩定食，还有就是韩纸。据说以前韩纸是贡品，如今韩纸已经变成了某种高科技纤维材料，可用于服装甚至建筑制造。既然探访全州，自然对现代化的东西不感兴趣，倒是想看看落在纸面上的韩国笔墨。 咖啡馆的后院 余泰明教授是全州文化名人，随行所到之处，这里的匾是他题的，那里的碑又是他写的，好像当地的文化名胜，少有他不落墨的地方。当地政府在郊外一风景绝佳之地，为他和另外一位本土艺术家开辟了艺术工坊，喝茶研画，好不自在。余教授擅长将东方传统的书法技艺与西方抽象艺术嫁接，自成一格。他挥毫作画的时候一丝不苟，吃肉喝酒的时候率性洒脱，喝红了脸也无妨开车上路。他的书法，汉字、韩文俱佳。圈圈杠杠的韩国文字，只有落在艺术作品上才引发我的兴趣。朝鲜半岛历史上长久使用汉字，到15世纪朝鲜王朝世宗发明训民正音，也就是这24个圈圈杠杠，其实是拼音文字，一方面是为了文化普及，一方面也为了民族精神的自立。但从文化层面，韩国至今无法离开汉字，比如姓名，只有韩文没有汉字就不行。单就书法而言，24个圈圈杠杠的变化无论如何不及汉字书法的丰富，更遑论语义的表达。一个民族对自立的向往和对文化的追求，执着，交错，并且纠结。 余泰明教授 全州多山。天光在山涧中沉静下去。我们驱车翻过几座丘陵，到了一个气势开阔的山岭。岭上一座传统的韩国建筑，俯视群山环绕，聆听八方鸟鸣。走进里面，却是一个清幽的会所，装潢考究，铺有地暖，即便外面寒风凛冽也可依然地而坐。屋内的暖色与窗外幽蓝的冷色调构成和谐奇妙的反差。透过窗棂远观暮色中的苍松翠柏，心也跟着沉静下来。 远山的会所 耳边响起了铮铮古音，低沉，悠远，甚至有些凄婉。当地的女艺术家，穿着传统的民族服装，刚刚还坐在身边一起喝茶，这会儿已经操起传统乐器，一展身手。这个乐器应该叫玄鹤琴吧，有点像中国的古筝，有六根用丝捻成的弦。她右手用握在食指和中指之间的竹棍拨动琴弦，音色清脆舒展；左手按抚其它的琴弦，发出低哑浑厚的微音。一时间，真盼望窗外飘下雨丝或者雪花才好。 玄鹤琴 曲罢，又上来两位着传统服装的艺人，表演韩国传统说唱“盘索里”。说是上来，其实无非是放下杯盏，从我身边走到桌前而已。女艺人体态福相，嗓音嘶哑，挥一把折扇，亦说亦唱，演绎历史故事。男艺人盘腿在侧，用大鼓敲打拍子，在恰到好处时插入“喝”“哈”之声，烘托演唱。到精微处，听众也应声附和，直如中国京剧的喝彩。我听不懂在唱什么，但见眼前折扇收放自如，鼓拍抑扬顿挫，我的韩国朋友们已经三分微醺，随着节拍摇头晃脑，全然沉醉，甚至怆然涕下。 盘索里 此刻，窗外已是一片漆黑，唯有会所墙角的射灯，映照出建筑和树木的轮廓。 必须承认，韩国文化里哪怕最精深的部分，也不会出乎一个中国人的想象。毕竟韩国的历史与文明中，有太多中华文化的传承，从饮食，到建筑，到艺术，渗透在每一个角落，挥不去，躲不掉，就像龙舟源自楚荆、孔子祖籍曲阜一样确定。这也许也是韩国文化苦恼的地方，中日韩的文化一脉所系，太过接近，历史上韩国的地位最低，被压迫的时间最久，如今要发掘出比屋檐的构造更独特的文化特性，谈何容易！但也不得不敬佩韩国人，一旦民族独立、经济自立，立刻致力于寻找自己的文化确认，殚精竭虑，不惜代价，对遗存的文化敝帚视如生命。看看全州，那么多破旧的老房子，潜心规划，修整一新，做出韩屋村的概念，成为国家文化的一张名片。想想我们的国家，多少古旧建筑在经济发展的幌子下被拆被毁，我身边的上海静安区最大的石库门建筑群，已经灰飞烟灭，留待幢幢混凝土高楼耸入云天。也许，真要家境微寒，才知祖传珍贵，才会懂得珍惜？ 全州之夜 全州是韩国古城，努力保持着历史遗风。首尔则相反，在朝鲜战争后完全成为一片废墟，几十年过去，已经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两地相距不远，230多公里，其间的时空距离，当天就可以跨越。

本以为墨西哥城无处不喧闹，直到去了科约尔坎（Coyoacan），才知是错。科约尔坎在这座庞大都市的南部，其中心伊达尔戈广场是全城有名的集市，商铺林立，吆喝不绝，可奇怪的是只要转两三个街角，耳根就突然清净。古旧的石板路，汽车都少见。街边的房子年代久远，却幢幢气质不凡，高墙深宅，挡不住花枝窜头。见多了市区的嘈杂，漫步在此，一幢幢老房子看过去，也是一种享受。 就这么走着走着，一不留神就又遇到“历史名人”了。这次的名人我们中国人比墨西哥人还要熟悉。一片绿荫中现出一堵红墙，墙上几个西班牙文：列夫• 托洛茨基故居博物馆（Museo Casa de Leon Trotsky）。 托洛茨基故居 上了一点岁数的中国人，我相信几乎人人知道托洛茨基，又人人不清楚托洛茨基到底是何许人。最感性的认识大概来自那部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苏联老电影《列宁在1918》。电影里，斯大林在前线“保卫察里津”，收到托洛茨基的一个电报后，他衔着烟斗，慢悠悠地口授说：“我们不理睬他。人民委员斯大林。”这句话成了很多中国人的口头禅，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到底谁命令谁，大家都懵懵懂懂，只知道托洛茨基是个坏人，我们不理睬他。 在1918年，托洛茨基是苏俄政府的陆海军人民委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是名副其实的红军总指挥，他对斯大林发号施令，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过短短几年之后，他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不仅是他本人，而且由“托洛茨基”这个名字衍生出万千个“托派分子”，统统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列夫• 托洛茨基，苏联红军的主要缔造者 列夫• 托洛茨基1879年生于沙俄赫尔松省，年轻时就因为反对沙俄统治、参加革命运动而多次被捕和流放。在俄国的监狱里服刑和在外国的领土上流浪，已经成了他的家常便饭。1917年他最后一次出狱，旋即被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全权负责十月革命，是十月革命最直接的指挥者，也是苏联红军的缔造者。苏维埃执掌政权后，托洛茨基无可置疑地成为仅次于列宁的苏维埃第二号人物，并组织红军与白军作战，当时他坐着专列奔走于各个战场。列车就是他的流动办公室。每到一处，从容指挥，极其潇洒，真乃谁敢横刀立马，唯我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只是个军事将领也就算了，要命的是他还是个文人，是个激情洋溢的理论家、思想家，对共产主义事业有着执着的信仰和独立的思考。在十月革命之前，他和列宁在宏大的目标上一致，在具体的理论、路线、方针上曾有抵牾和论战。对于人类历史上一个全兴的事业来说，这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服从往往比主见更讨人喜欢，这个主见还来自于坚定的信仰，信仰愈坚则主见愈坚，就更令人讨嫌。到最后这些主见，虽然出于共同的信仰，却反被政敌当作整肃的借口了。托洛茨基看不上斯大林，曾说缺乏民主气氛的政体培养庸才的官僚，而斯大林是这个庸才官僚群体的代表。可偏偏是这个“庸才”斯大林，一步步爬到了他的头上。虽然列宁临终前已经对斯大林的独裁倾向有所察觉，但一切都为时过晚。托洛茨基又是一个不谙基本政治技巧的人，列宁重病期间他居然跑到南方休养，等列宁去世，斯大林在葬礼时间上做了点小手脚，托洛茨基鞭长莫及，居然没能参加列宁的葬礼，等于把“列宁继承人”的位置拱手相让。托洛茨基的人生命运从此大转折，而这一次，面对“革命同志”，他就再没有沙俄时代起死回生的好运了。 斯大林上台后，通过一系列政治手腕对付托洛茨基。1925年初俄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托洛茨基言论的决议》，批评他“企图用托洛茨基主义来偷换列宁主义”，托洛茨基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被解除。1927年托洛茨基批评斯大林独裁，呼吁党内的政治民主，抨击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瞎指挥，结果被开除出党。1928年他被流放到阿拉木图，1929年被驱逐出境，1932年被取消苏联国籍。一手缔造苏联的人，最后连个苏联公民都不是了。 托洛茨基1940年在墨西哥 托洛茨基的厄运才刚刚开始。他在国内的家人不是坐牢就是杀头，几乎无一善终；在国外的亲人也逃不过去，他的大儿子死在巴黎的一所俄国人开的医院里，托洛茨基坚信是苏联特工所为。托洛茨基本人先后流亡土耳其、法国和挪威，多因苏联政府的干涉而无法久住，真成了所谓“丧家之犬”。想不到，最后向他伸出双手的居然是中美洲国家墨西哥。 当时的墨西哥，虽然结束了为期十多年的墨西哥革命，十年里十分之一的人口死于战乱，但革命的余波仍然震荡不止，数数那个时代的墨西哥政治领袖，绝大多数都是在最高权位上被暗杀而死。墨西哥人似乎吃了太多辣椒，眼睛里都充满了革命的火焰。不知道这是不是墨西哥收留落魄革命家的理由，但有一个人对托洛茨基的命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君说服当时的总统卡德纳斯（Lazaro Cardenas），派了列专车去迎接这位布尔什维克泰斗。 里维拉的壁画《伟大的特诺奇蒂特兰》 迭戈• 里维拉（Diego Rivera），是墨西哥历史上最优秀的画家，墨西哥人民的骄傲。里维拉的壁画作品规模宏大，绝对有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其罗的气势，同时他的作品又充满了表现主义色彩，极其符合墨西哥人民奔放豪迈的性格。至今，观赏里维拉壁画仍是墨西哥城重要的旅游项目。有意思的是，里维拉还是个社会主义的拥戴者，在他描绘墨西哥人民明天美好生活的壁画里，居然有列宁的形象。虽然墨西哥的所谓革命和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相去甚远，但当时的墨西哥政府倒也容纳这样的作品赫然出现在全国最重要的官方场所，在那个西方视共产为洪水猛兽的时期，也确可称奇。 1937年，托洛茨基夫妇终于在墨西哥城落脚，就住在里维拉在科约尔坎的家“蓝屋（the Blue House）”里。这是托洛茨基人生一个重要的栖息站。 蓝屋（网络图片） 蓝屋真正意义上的主人还不是里维拉，而是里维拉的妻子弗丽达• 卡萝（Frida Kahlo）。里维拉和卡萝之间的情感故事，可以概括人性善恶美丑真假好恶的所有丰富性。卡萝生在科约尔坎，长在科约尔坎，她在童年时因患小儿麻痹症，造成右腿永远比左腿纤细，后来又遭受了一次严重车祸，背部、肋骨、大腿、骨盆多处重伤，虽然奇迹生还，但无数次的手术和后遗症对她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肉体上。她终生与轮椅为伴，时常要忍受病痛的折磨。她47岁去世，临终遗言是：“我希望我的离去是愉悦的，我希望永不再回来。” 卡萝在22岁时嫁给了大他21岁的里维拉，人称“大象和鸽子的婚姻”，因为里维拉是个体重133公斤的大胖子，而娇小的卡萝不到50公斤。千万不要小看了这只“小鸽子”，卡萝的艺术才情并不逊色里维拉多少。她生前只办过两次画展，身后却成为画作卖价最高的女性画家。可能真是苦难造就艺术，卡萝的作品有一种幽深的感伤情怀，她的自画像，忧郁得有点怪异，似乎永远没有她本人来得漂亮。你如果去她的蓝屋参观，会发现建筑装饰着大块面的红蓝黄绿，简直是要把世界上的美色炫耀到极致。和里维拉一样，卡萝也是个对社会主义充满好感的人，她画室的画架上，依旧放置着未完成的斯大林肖像。而在这幅肖像的对面，挂着杭州丝织厂五六十年代出厂的黑白毛泽东绣像。可能正因为这种未曾谋面的亲近感，使这对蓝屋夫妇接纳了落魄中的托洛茨基。我相信，那几年，应该是托洛茨基颠沛流离的生涯中最感宽慰的时光了。 里维拉夫妇和最右侧的托洛茨基 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托洛茨基就搬离蓝屋，住到几条街巷之外的现在的居所去了。个中缘由，据说是因为托洛茨基和卡萝有染。 里维拉和卡萝的爱情，充满了炽热、癫狂、迷乱和背弃。婚后不久，里维拉就沾花惹草，甚至搭上了自己的小姨子。里维拉自己也承认，他有伤害自己所爱的女人的毛病，卡萝就是最大的牺牲者。而卡萝也非善主，她抽烟，酗酒，说黄段子，经常在蓝屋举办狂野的派对，甚至还有双性恋的倾向。为了托洛茨基的缘故，夫妇二人大吵一场，随后离婚。时间考验了爱情，后来两人又复婚，并成为艺术上的挚友。卡萝去世时，里维拉颇有悔意，说成为卡萝所爱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一部分，自己醒悟得太晚了。 托洛茨基从蓝屋出来，住进了现在的居所。墨西哥待他还真是不错，如今的托洛茨基故居博物馆保持了他生前居住的样子。占地面积不小，一栋小平房，书房、卧室、餐厅、卫生间甚至打字间一应俱全，屋外还有一个宽敞的院子。四周筑高墙，还有个了望塔，同时配备警卫人员，以防不测。 走进托洛茨基的书房，看到一排排摆放整齐的书籍，就知道托洛茨基从没有打算就此了此余生，而是为着自己的理想和命运，在思考，在战斗。在墨西哥的几年里，他成为一个多产作家，出版了《俄国革命史》、《背弃的革命》等重要著作，不仅回顾苏联历史，而且批判斯大林的独裁统治，说苏联已经退化成了一个不民主的官僚主义领导的工人阶级国家，其未来命运，要么引发政治改革建立工人阶级的民主，要么被资本主义颠覆。托洛茨基愤怒于斯大林对希特勒的妥协政策，他策划成立“第四国际”，与“第三国际”抗衡，希冀以此掀起全球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这些只是一个无权无势者孤独的声音，所谓第四国际也势单力薄，但铁幕背后的斯大林却决定对他的老对头下手了。 1940年5月，有大约20个人左右出现在托洛茨基的院落周围，领头的跳进去，对着他的卧室开枪狂扫。幸好托洛茨基夫妇没在床上，闪到柜子后面，躲过一劫。这次未遂的谋杀，是一个墨西哥的左翼画家在苏联特工组织的指使下实施的。在这次谋杀后，宅院里加固了防御设施，但外敌可御，家贼难放，这一次，托洛茨基大限临头。 卧室，墙上一个弹孔清晰可见 书房，托洛茨基在此遇害 托洛茨基年轻的女秘书，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谈起了恋爱，小伙子雷蒙• 莫卡德（Ramon Mercader），西班牙人，30多岁，戴副眼镜，文质彬彬，是托派理论的追随者，平时也爱写写政治文章。时间久了，他就成了托宅的常客。就在那次未遂谋杀发生三个月后，8月20日的早晨，莫卡德又来拜访托洛茨基，并拿出他写的法国革命的文章，请老法师过目。托洛茨基饶有兴致地拿起文稿，坐到了书房的椅子上。在他的身后，莫卡德从衣服里偷偷又拿出一件东西，一把致命的冰斧。事后莫卡德回忆说，自己是闭着眼睛，把冰斧砍进托洛茨基的后脑颅的。托洛茨基太太当时正在花园里浇花，听到一声惨叫冲进书房，看到托洛茨基和莫卡德正扭作一团。托洛茨基的警卫也闻声赶来，但在托洛茨基的制止下，留了他一个活口。 莫卡德在接受审讯时坚称是个人行为，直到十多年后人们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也就是后来的克格勃的特工。莫卡德因谋杀罪被判刑20年，刑满释放后被苏联授予苏联英雄称号。但他最后还是选择生活在古巴，和克格勃分道扬镳。 临终的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受了那致命的一斧，头骨破裂，大脑被刺入三公分，送医院抢救，26小时后不治身亡。他最后的话是：“我活不了了，斯大林终于做到了他以前所没能做到的。” 托洛茨基的宅第位于科约尔坎的边缘地带，行人稀少。我去的时候又接近闭馆时间，本以为那里一定是门可罗雀。想不到进门一看，小小的宅院少说也有二十多个参观者，真不算少。大多都是欧洲和美国的游客，表情有点严肃，大概是在揣摩一个宏大伟业的先驱，被曾经的志同道合者用这种方式终结在这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几本俄文书籍随意地摆放在书房的书桌上，墙上挂着曾给他庇护的墨西哥的地图，但书桌旁边的地球仪却昭示了其内心的想念。书香背后，一墙之隔，卧室床头的弹孔赫然在目。真的很难想象，这里的主人就是游走在反差如此之大的空间里。 托洛茨基墓

最好是在夜幕降临之后，去看一场肚皮舞表演。挥舞的手臂，扭动的腰肢，铮然作响的金属饰物，妖媚，性感，热辣，冷艳，用文字去描述舞蹈一定是徒劳的。作为一个喝酒还没有上头的游客，如果还不至于就此爱上了肚皮舞娘，也一定会爱上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 　　 　　 该贴已经同步到 马克吐蚊的微博

　 一直对美国的总统图书馆有些好奇。过去读书的时候还无知地以为这是美国总统鼓励国民学习，捐赠给民众的图书馆，心想知识就是力量，这美国总统还真是重视教育，一茬一茬地送图书馆。后来才知道出洋相，这总统图书馆是保存历届美国总统的档案、文件、受赠礼物及相关物件的地方，可以说，是他总统任期的博物馆。 　　国家领导人的书信、文案和物品，到底属于国家还是个人，本来就较难界定。美国早期的总统没有这个概念，要么拿这些东西随便送人，要么疏于管理，被孩子和管家弄丢弄坏了也不知道。甚至有些为总统树碑立传的传记作家，为了保住传主的名声，故意销毁文件。直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上任，成立了国家档案馆，建立了相应的法规，才算从根本上遏制了糟蹋珍贵历史资料的现象。对于历任总统来说，这些文件和物品被保存在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图书馆，也算实至名归，是最好的选择了。 　　在南加州小住，听说有个总统图书馆就在附近，地方不远，名气很大，不免想去探个究竟。地方不远，因为它离迪斯尼乐园也就二十分钟的车程；名气很大，因为这个总统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美国第37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 尼克松图书馆和出生地 　　约巴琳达（Yorba Linda），在富饶的南加州也是一个宁静高雅的地方。总统图书馆建在这里，是因为这儿是尼克松的家乡，图书馆的全名叫做“里查德·尼克松图书馆及出生地”。占地面积适中，环绕着漂亮的花园，两边建起两排单层展厅，由花园尽头的大厅相连。花园的另外一头有一幢单独的木质房屋，掩映在一片花草丛中，那就是尼克松的家。虽然贵为名人故居，但也许是美国的总统实在太多，这里并没有太多的参观者，以至于参观小木屋的时候其实只有我和朋友两个人，那个志愿者工作人员是个风度翩翩的老头，他故作神秘地先把门锁上，在门外给我们聊天介绍，足有5分多钟，才煞有介事地带我们进去，仿佛是特许我们看一件稀世珍宝。 　　尼克松是美国历史上有名的平民出身的总统，是靠个人奋斗实现所谓“美国梦”的典范。他的父亲在1912年买下了这一小块地皮，自己动手搭建了这幢小木屋。一年以后，理查德·尼克松就出生在这间小木屋里。如今除了一些安全防盗系统外，几乎所有的建筑材料和家具都是原物。虽出身微寒，但以中国人的标准这样的生活已属小康。小木屋里有个二三十来平方米的客厅、主卧室、厨房和卫生杂物间，楼上是孩子们的卧室。客厅的壁炉是他父亲的得意之作，由于样子好，邻居们纷纷请他帮忙给砌一个。理查德的父亲是个能工巧匠，他母亲则是厨房里的好手，擅长烹制糕点。她不知道从哪里读来的书，说羊奶有益健康，天天逼着孩子们喝羊奶。孩子们受不了那个膻味，天天盼着家里的奶羊出事。结果有一天挤奶的时候，那头羊一脚踹翻了奶桶，他父亲被溅了一身，一光火把羊送给了邻居，孩子们开心不已。夫妇俩的辛苦操持，因为膝下四个调皮可爱的儿子而变得甜蜜。这四个小光头挤在楼上的房间里，可以想象是如何热闹。在卫生杂物间至今保留着孩子们洗澡的浴盆。每周洗一次澡，遵从什么次序呢？老大先洗，还是小的先洗？都不是。正确的答案是看情况而定，最干净的先洗，因为这盆水是不换的，谁最调皮谁就等着洗脏水澡吧！ 尼克松就出生在这小木屋里 　　虽然是普通人家，但老尼克松夫妇还是比较重视孩子的教育。客厅里有钢琴，这是母亲为培养理查德的音乐细胞而添置的。会弹奏乐器，，后来给他的政治生涯增添了不少印象分。他的父亲则时常在饭桌上和半懂不懂的儿子们聊聊政治新闻和周边琐事。其实，儿时的尼克松根本就没有想过从政，更不要说做什么美国总统。他的理想是当一名火车司机。每当夜色深沉，远处传来火车轰鸣的声音，他就会在黑暗中睁开双眼，想象着自己长大后，有朝一日开着火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那时的尼克松一定没有想到，自己日后会走得那么远，走得最远、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国家，叫中国。尼克松图书馆有一个固定展厅，介绍尼克松总统的外交成就。最显眼的地方，是一尊真人大小的尼克松与周恩来握手的红色塑像。中美外交，占了展厅的很大比重，不仅有大量尼克松访华的照片，还有中国政府赠送的礼物，以及美方在北京举行的答谢宴会的菜单等实物。打开中国的大门，是尼克松政治生涯中最值得夸耀的事情，同时也使尼克松的名字被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可是，你如果把历史的纪录稍微往前翻几页，看看尼克松上任前的言行，不难发现这位老兄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反共分子。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那个“猜疑的时代”，美国对“共产主义的幽灵”充满恐惧，麦卡锡主义横行，其中的导火索之一就是希斯案件。这位美国驻联合国的高官和律师被怀疑是共党分子。他在一个专门的调查会上成功地否认了指控。会议结束，辩控双方还握手言欢，想不到旁听席上一双锐利的眼睛，始终盯着希斯的面孔不放。这位名叫尼克松的“首都资历最浅的”加州众议员，要求再次对希斯事件召开听证会。而那一次听证会，成了尼克松大出风头的表演舞台。他手拿放大镜，仔细察看希斯的“间谍底片”的照片，被很多报纸登在了头版头条。正因为尼克松的咄咄逼人和锲而不舍，希斯最终被确定曾经收过苏联人的钱，被判犯有间谍罪，锒铛入狱。尼克松从此成为美国政坛的一颗新星。他有一次在国会上的讲话说：“从希斯案件中要吸取的重要教训就是，我们所对付的不仅是那些为了30块银币而窃取一件新武器蓝图的间谍，而且是阴险得多的活动，因为它使敌人可以左右我们的政策的制定。” 　　所谓30元银币，是喻指犹大得了30银币出卖耶稣。在尼克松看来，共产分子比贪婪的犹大更危险。但如此坚决的反共义士，一朝大权在握，就迫切地向社会主义中国伸出友好的双手。1974年的中美外交，虽是中方发出邀请，但都是美国人登门，先是乒乓球队，再是基辛格，最后是尼克松，带给中国的许诺包括加入联合国、中美建交、逐步解决台湾问题、放宽西方对中国的军事科技禁运等等，算得上是一份厚礼。基辛格回忆说，尼克松接到中国的邀请，兴奋得不能自已，甚至不想派人打前站，生怕减少了他访华的光彩。在中国，尼克松弃世界头号强国最高领导人之尊，与中国第二号人物周恩来握手，在中南海当面称赞毛泽东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世界”。 　　区区二十年，尼克松真的从一位反共斗士，脱胎换骨，改邪归正了吗？ 美国国家美术馆的政治漫画 　　我曾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美术馆看到一幅馆藏的政治漫画。毛泽东和尼克松各拿一个球拍在打乒乓球，脸上露出心照不宣的诡异笑容。美国的艺术家常常能够用不着一字的幽默，道尽事情的本真。从政治的角度来说，这幅画上还缺个人物，那就是坐在看台上青筋暴跳又无可奈何的俄国看客。这世界上即便有永恒的信仰，恐怕也不得不让位于短暂的同盟。尼克松在长城上吟诵毛泽东的诗词，倒是一半出于卖弄，一半出于真心：“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尼克松是在中国最具知名度、最得好感的美国总统之一，但在美国，尼克松却被归在口碑最差的总统之列，原因只有一条，就是水门事件。 　　水门事件大概称得上是世界上最愚蠢的政治丑闻之一，从整体到细节，从执行到善后，无不错漏百出。首先这个行动本身就是多此一举。尼克松在大选前的民意调查中遥遥领先，连任根本不成问题，何必冒着风险去打探竞争对手的机密，这就像你踢足球3比0领先了，还非要在自己禁区里四次铲倒对手。尼克松本人事先对他手下的“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行动也一无所知。在执行如此机密的行动时，“委员会”又雇了几个古巴流亡者做助手，简直是召民工打工。他们半夜里跑到水门饭店6楼民主党总部安装窃听器和偷拍文件，对面放哨的连便衣警察开车过来也毫不察觉，而里面的人连6楼的灯光全亮了还以为是保安的例行检查，结果被抓了个现行。即便水门事件发生后，尼克松依然在大选中以压倒优势获胜，只是后来两位美国记者不依不饶，像当年尼克松痛打希斯一样穷追不舍，才把本来已经偃旗息鼓的事情又搞得沸拂盈天。在调查过程中，尼克松又后院失火，先是他的好友、“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约翰·米切尔的夫人跳出来，说她手里有一本夜闯水门的计划书，她知道“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所做的一切勾当。米切尔夫人这么做，是希望丈夫能摆脱政治羁绊，回家和她过安定日子，没想到她喊的这一嗓子害苦的不单是她丈夫一个人。再后来尼克松以前的部下又向特别调查委员会出主意说，尼克松总统把他所有的电话纪录都录了音，把这些录音都听一遍就知道真相了。气愤的尼克松拒绝交出白宫录音带。事情闹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全票通过裁决，总统无权扣留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必须交出录音带。事情到了这一步，也还是有挽回的可能。但尼克松最后交出的录音带里，先是有一段18分钟的电话录音被抹去的痕迹，后又有一段里尼克松粗暴地对他的办公厅主任说：“我他妈的才不在乎发生了什么呢！我要求你们给我保密，不管是掩盖事实还是什么其它办法，只要能保住密，就那么干！”这简直等于是杀人嫌犯戴着墨镜，亲手把血衣交给检察官。这一下，宣判了尼克松政治生涯的死刑。如果他不辞职，等待他的很有可能是被两院弹劾罢免的丢脸结局。 　　1974年8月8日，尼克松正式辞职，他走上那架时常往返于白宫和戴维营的军用直升飞机，最后一次向公众挥手。脸上是笑容，手势很坚定，但看得出他胸中的愤懑。一件他自己并不知情的小事，像个癌细胞一样越长越大，最后把他击垮。整个事情的过程，实在会让“老一辈革命家”耻笑。毛泽东主席多次在会见外国元首的时候谈起这“屁大点事”，深不以为然。 水门饭店的档案照 　　在尼克松图书馆，我最感兴趣的其实是水门事件的历史，想看看总统图书馆是如何对待被公众视为丑闻的史实。很遗憾，除了草坪上仍然停靠着的那架直升飞机，似乎没有太多其它的陈列。据说有个相当规模的水门事件展厅，我看到有个展厅在装修，可能是它了，只怪自己来得不是时候。 　　走出展厅，到花园去寻找尼克松的墓。墓地在花园的一个角落里，离他出生的地方只有几步之遥，真正的落叶归根，简简单单，非常不起眼，以致我们来回走过两遍了，居然没有发现。尼克松图书馆和出生地由私人出资，建于1990年。1993年尼克松去世，被安葬在这里，出席葬礼的包括当时在任和卸任的多位美国总统：克林顿、老布什、福特、卡特。在一个场合聚集了某一职位的众多前任，最有可能的就是美国总统的葬礼。 　　曾经积极反共的尼克松突然向社会主义国家伸出双手，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美国人似乎没有记性，没人骂他虚伪投机，政敌也不以此作为把柄，因为这是国家的利益，一切逢场作戏都当不得真。回到华盛顿，为了水门事件这样上不得台面的小儿科，美国民众却不依不饶，穷追到底，一定要尼克松买单，因为你是为了一己的利益，向美国人民说谎。谎不在大小之分，只有内外之别。你对自己人的一个谎，让全家人都受到了伤害。 　　一个理智社会，应该对自己的领导者有一个理性的评判标准。对外，应该容他施尽手腕，并且保证不被对手用作人格攻击的理由；对内，一定令他真诚以待，所谓的全局大局都不是欺骗民众的借口。在任上，应该有睽睽众目，严格监督；在任下，应该宽容相待，不计前嫌。 　　阳光灿烂，绿草青青，尼克松就静静地躺在他家的后院里。有再多的荣光，再多的委屈，都已无法诉说。

我在墨西哥城下榻的酒店就在左卡罗（zocalo），全城乃至全国的行政中心，仿佛北京天安门广场一般，我就好比住在喧闹的西单。扔下行李，洗把脸就出门闲逛。门外卖吃的卖喝的卖穿的卖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众小摊一字排开。循声而去，这熙攘的摊铺绵延了百余米，突然在一排铁栅栏前拐弯，朝另一个方向折去。那铁栅栏里面犹如世外桃源，一片寂静。我随意朝里张望，杂七杂八的，本以为是个没有建好的下沉式地铁口，却不经意瞥见一道道窄窄的石头台阶，那些看似随意的基石显然有了年代，高低错落的造型也断不是现代工程所为。莫不是什么古迹？我开始左右寻找标牌，还真找到了——Templo Mayor。 我的天，这可不是一般的古迹，这就是所谓的大神庙，是曾经辉煌响亮的阿兹特克文化的中心所在。这里就是伟大的特诺奇蒂特兰。 左卡罗广场 在哥伦布以前，中美洲的土地上曾经交错出现过多种文化，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区域各领风骚，而其中最为现代人熟知的就是阿兹特克文化，毕竟它与西方文明有着面对面的接触，有许多眼见为实的记录，最后又为西方文明所灭。阿兹特克的消亡，代表着独特而神秘的古印加文化，在繁盛了数千余年之后，就此终结。 整个13和14世纪，墨西哥中央高原部族林立，分散无序，政治势力分分合合，城邦战争时断时续。阿兹特克在这一片纷乱中悄然兴起。这个以狩猎为主、也搞一些种植的部族逐步迁徙，不停征战，终于在一个地方停了下来。1325年，在那里，他们看到一头苍鹰飞停到一株仙人掌上，嘴里衔着一条蛇。这个景象，正合他们先人的神谕。这里，应该是他们永久的家。这个地方，没准就在我现在居住的酒店，反正阿兹特克人开始在这里，现今墨西哥城的中心地带，建设他们的都城特诺奇蒂特兰（Tenochititlan）。 大神庙废墟（网络照片） 特诺奇蒂特兰是什么样子？且让我们看一看两百年后西班牙征服者的描述。殖民者的指挥官科尔特斯在书呈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的信里这样写道： 这座特诺奇蒂特兰大城，位于盐水湖和邻地之间，不论从哪个方向往城里走，距离都是两里路。城有四个入口，城门口都有人工铺的城道。城市像塞维利亚或科尔多瓦那么大。主要道路又宽又直，其中几条和所有其它小路都一面临水，形成运河，可行小舟。 大城市内有几座神庙，建筑非常富丽堂皇。其中有一座主要的大神庙，它的雄伟瑰丽简直无法形容。庙的四周围墙高耸，墙内占地宽广，可以建成一座容纳1500人（亦有说500人）的城市。里面建筑很美，有大厅和走廊，住着伺奉偶像的人。我数过，有40座高大的塔楼，结构精巧，其中最高的一座，阶梯的台阶多达50级，爬上阶梯，可以登上塔顶的平台。主塔楼比塞维利亚的大教堂还高…… 昔日盛景应如是 1519年，科尔特斯（Hernan Cortes）带领西班牙军队抵达特诺奇蒂特兰的时候，惊讶地发现这个所谓的蛮荒之地还有如此庞大的都城，简直目瞪口呆。当时的特诺奇蒂特兰，是在美丽的特斯科科湖上填湖建成的人工岛，仿佛是碧波上一片优雅的荷叶。这座城市的人口已经达到20万到30万左右，比西班牙任何一个城市都大。有个士兵在日记里写道：“那城市好像是阿玛迪斯传奇故事里出现的幻景。甚至还有士兵问道这一切是不是在梦里。”他们在到达后去觐见阿兹特克的首领蒙特祖马二世，一路上，见到庞大的集市每天有7万人在那里交易，商品琳琅满目，从金银器物、美酒佳酿、珍禽异兽到活生生的奴隶，无所不有，真把眼睛都看直了。 大神庙复原模型 科尔特斯笔下的特诺奇蒂特兰大神庙，现在就在我的脚下。只是昔日高耸入云的神庙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断壁残垣，废墟一片。这一块的面积足有一个体育馆大小，而这，还只是当时众多神庙中的一个。整个神庙区的面积，相信有400米见方。这里的发掘工作早在1913年就开始了，一直进展缓慢，直到1978年的一天，一个电工无意中发现了一块8顿重的平面圆形石块，才真正找到了大神庙的确切位置。 在栏杆外可以远观，花将近30元人民币买张票，就可以徜徉期间，在古朴沧桑的石块间走走停停，揣摩阿兹特克在其繁盛时期究竟是何景象。那一堆堆裸露的基石，多半是陡峭的石头台阶，通向高高的神殿。在基石的脚下，有几个斜倚在台阶上的人形石像，像是从高处被推下的样子。这些石像无一例外，四目无神，胸口都有一个大洞。今天的我只是看着这些石像，发出一声叹息，但在500年前，初来乍到的西班牙人看到的是一具具四目无神、胸口有个大洞的真人尸体，神殿的台阶上鲜血横流、腥臭无比，和一路上看到的繁荣景象形成巨大反差。这一层层被鲜血染红的台阶，实在把西班牙人吓得不轻。 他们看到的是阿兹特克文明最血腥的一幕、古代墨西哥的印第安人特有的祭奠仪式——人祭。 阿兹特克祭祀 我所站立的大神庙，曾经是阿兹特克帝国最重要的祭祀场所。仪式的规模非常浩大，神殿上花团锦簇，美艳无双，神殿下观者云集，载歌载舞。所有人牲被排成一到四条长蛇阵，逶迤着从金字塔底向塔顶的神殿靠拢。这些人牲都是阿兹特克在与其它部落的战争中掠来的俘虏。高高的神殿内，有六位祭司。一个人牲被带上来，仰面推倒在一块圆形的石头平台上。四位祭司抓住他摊开的四肢，另一位从身后勒住他的脖子，而那位地位最高的主祭司就用一把锋利的石斧，剖开人牲的胸膛，在他半死半活的时候，挖出他还在跳动的心脏，双手捧起，举向太阳，然后再供奉给神殿里一个用甜菜、玉米和蜂蜜做成的偶像。那个被掏空了心脏的人牲被一脚从神殿上踹下去，顺着那一级级陡峭的台阶滚到塔底，就像我在大神庙废墟看到的石像模样。在那里，他的主人、也就是俘获他的阿兹特克战士正在等待他，把他的尸体带回家。尸体据说会被伴着玉米面，分而食之。而在那高高的祭台上，另一个人牲又被按上石台。 每次这样规模浩大的祭祀大典，使用的人牲成百上千。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在某次大典上杀戮了数千名男女人牲。还有一个更加骇人听闻的数字，说曾经在四天之内，杀死了80400个人牲。金字塔的墙面，一片鲜红黑亮。大神庙的上空，阵阵腥臭扑鼻。 当年堆积在这里的是真正被掏空心脏的人牲尸体 阿兹特克人为什么要用如此残忍的方式进行祭奠，以致对邻邦的战争经常不是为了财富，而只是为了掠夺人牲？这和他们对神和宇宙的观念密切相关。 阿兹特克人认为，我们所生活的宇宙就是太阳的世界。根据他们的历书，在我们生存之前，曾经有过四个世界，也就是四个太阳，先后在浩劫中消失。这四个太阳分别是：虎太阳、风太阳、雨太阳、水太阳。宇宙在这生生灭灭之中，走到了今天的第五个、也是最后的一个太阳。这个太阳一旦沉落，将是万劫不复，再无生机。而太阳每天旋转，靠的是“贵水（chalchiuatl）”内的精气的滋养。这贵水，就是鲜红的人血。因此，阿兹特克人自认为承担了一项生死攸关的重大使命，就是用贵水滋育太阳，向太阳献上心和血，一天一天延缓最后一个太阳的永久坠落。很多后世的学者为阿兹特克辩护，既然杀牲是出于宇宙观，就很难用现世的道德标准去衡量。 左卡罗的印第安地摊 无论如何，这腥风血雨的场面让新来的西班牙人毛骨悚然。除了这恐怖的祭祀仪典，特诺奇蒂特兰的其它一切都那么美好。单从围湖造田这一项上，就能看出阿兹特克人已经告别了原始的纯狩猎生涯，他们在水田里的耕种方式，至今依旧为墨西哥的农民们所采用，其栽种的农产品不下50多种。我曾经去墨西哥城近郊的赫奇米尔科（Xochimilco），那里还保存着一些当时阿兹特克人开垦的模样，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阿兹特克人的湖面幽静而美丽。另一个了解阿兹特克文明程度的好地方是墨西哥人类学博物馆，精美的石刻和壁画令人叹为观止，不仅造型奇特怪异，而且体量巨大。能够想象，当年已经习惯了强取豪夺的西班牙人一看到这样的景象，心中会生出什么样的念头。 多少年后，西班牙殖民者自夸地宣称，他们是如何用400人的兵力，攻占了了20多万人的特诺奇蒂特兰，消灭了阿兹特克文明。 大神庙废墟一角 西班牙人当时的兵力，可能在1000左右，但令胜负的天平如此倾斜的原因多种多样。从技术上说，彼此的兵器全不对称。西班牙人有火枪大炮，阿兹特克人只有石头木棍，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当时的南美洲没见过马匹，西班牙军队的骏马被阿兹特克人视作“无畏的野兽”。从心理上说，西班牙人不安好心，有备而来，而阿兹特克人天真烂漫，毫无戒心。他们的首领蒙特祖马二世起初还认为，这些白人是古印第安神谕里的羽蛇神转世，带着诸神从东方海上现身，兴高采烈地带着贡品前去拜谒，好吃好喝地伏侍，等到虚以委蛇的西班牙人撕下面具，露出狰狞面目，阿兹特克人醒悟已经为时晚矣。另外一个原因，是阿兹特克人在墨西哥中央高原太强势。其它的印第安部落都是他的手下败将，平时除了进贡，就是任凭被一顿砍杀，抓了人牲去祭祀，对阿兹特克深恨不已。因此，西班牙人围攻特诺奇蒂特兰的时候，不少敌对的印第安部落纷纷助战。没有他们的帮助，西班牙人也没有日后吹嘘的机会。除此之外，西班牙人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病毒。他们有意无意地把天花带到了洁净的美洲大陆，并且流传开来。阿兹特克人对此全然没有抵御能力，在最关键的时刻严重减员。1521年8月，在围攻了三个月之后，西班牙人攻破特诺奇蒂特兰，阿兹特克贵族几乎全遭杀戮，幸存的土酋和显贵也寥寥无几。墨西哥历史上长达300年的殖民统治开始了，更重要的是，不仅仅是阿兹特克，整个绵延数千年的古印加文化至此划上句号。 大神庙，这个阿兹特克文明的标志性建筑即刻崩塌。一对名叫阿维拉（Avila）的西班牙兄弟几乎将它全部损毁，并且在废墟上建起自己的家。这对兄弟后来因为谋反罪被科尔特斯的儿子杀头，房子被拆，地块长期废置，甚至变成了一个露天垃圾场。 “死亡”有个动听的名字，叫“牺牲” 今天站在大神庙的废墟底下，回身眺望，不远处就是左卡罗广场最著名的建筑——宗主教堂（Cadetral Metropolitana）。我在墨西哥城的一个星期里，每天走过广场，都会在教堂口驻足片刻，这座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建筑雄伟气派，百看不厌。可是，宗主教堂那些青灰色的有点斑驳的石块，相当一部分来自于百米之遥的大神庙。当年造教堂材料缺乏，就拆了大神庙的砖瓦来用，真正的拆东墙补西墙。 与大神庙同时被损毁的是整个的阿兹特克文明。如果说禁止人牲祭祀还有一些人道主义的理由的话，强迫所有印第安人信奉基督教则实在是一种摧残，如有不从，即遭杀戮。西班牙人攻击神庙，焚烧金字塔，当着阿兹特克人的面捣毁神像，将所有画满图谱的印第安古书籍付之一炬。熊熊的烈火边，无助的土著人唯有痛哭流涕。 大神庙废墟正对着宗主教堂的侧翼 屠杀人牲以求诸太阳的暴力，和摧毁文化与信仰的暴力，究竟谁更野蛮？今天，宗主教堂屹立在墨西哥城最繁盛的地方，其最高的塔尖有60米高。如果不细细寻找，在左卡罗广场根本察觉不到大神庙的存在，因为这堆废墟已经半沉埋在地下，毫不起眼。事实上，大神庙的高度是45米，在体量上并不逊色于宗主教堂。50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何等壮丽的景象。 神庙祭台上的血腥，西班牙枪炮下的呼嚎，都已经化为历史的碎片，凝固在那一块块青砖黑瓦中了。如今在左卡罗广场闲逛，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印第安人以他们传统的打扮招揽些小生意。更吸引人的是一些小丑，顶着个红鼻子，拉起场子逗往来的游客一笑。左卡罗人来人往，始终笑声不绝。墨西哥城的上空，第五个太阳依然照耀。 这样的世界真好。

马来西亚人为什么要造双子塔？ “因为他们知道，单塔的高度很容易被后来者超越。建个双塔，即便将来不是世界第一高塔，怎么也算是世界第一高的双塔。就像单打打不过，就去报名参加双打一样。”这是很多年前爬芝加哥西尔斯塔时，我的一位美国朋友说的。话音甫落，纽约世贸大厦的两个塔就被搞掉了，吉隆坡双子塔真的成了孤独求败的“双打冠军”。 双子塔下，美女无不留影 虽然作为一个上海人，对高楼高塔已经有点无动于衷，但当我顶着33度的高温和毒辣的夕阳站在吉隆坡国家石油公司双塔大楼下时，还是忍不住手摁草帽抬头仰天，露出一齿笑容。两栋高楼如一块地里拔下来竖摆着的两根玉米棒子，长相气息味道都一模一样。外墙全部覆以锃亮闪光的银色金属，阳光越艳，天色越蓝，这对孪生兄弟也就越酷。而连接双塔的那个第42层间的人行天桥令人浮想联翩，谁在那里游走观望呢？我是看不到他们的，他们看我一定如看蚂蚁一般吧？ 马来人 双子塔是马来西亚的骄傲，是马哈蒂尔执政时代形象工程的代表。当年，曾经有十几位国际专家聚集在一起，就是为了应这个东南亚国家的要求，不惜血本要四年内在吉隆坡的空中竖立一个视觉高峰。整个过程中有很多值得夸耀的东西，比如光贴外墙就花掉了85000平方米的欧洲进口不锈钢；楼顶的收束设计融入了伊斯兰风格；电梯的速度高达每秒5米，一分钟就能升到楼顶；造中间的天桥只花了短短四个星期。1998年，高452米的双子塔正式亮相的时候，人们在惊愕的同时，也质疑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要造那么个华而不实、中看不中用的东西。今天，我不会蠢到向大马人问这样的问题，在我那每天忍受拥堵之苦、看到汽车就头疼的家乡，居然也有了世界F1大赛，让我知道汽车居然还可以这么开。那这个远离世界强权和话语中心的东南亚小国，她即便用黄金堆起世界第一高的废铁来，也至少让全世界都记住了这个国家的名字，一如她在当时的全国性口号——“马来西亚可以（Malaysia Can）!” 大家的吉隆坡 作为国家的首都，吉隆坡（Kuala Lumpur）说大不小，说小不大，打车斜穿市中心，也不过二三十元人民币的车资。双子塔又是如此鹤立鸡群，几乎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能看见它的身影，城市的所有民众都生活在它挺拔的投影之下。 巍巍双子塔下，生活各有奇妙。 巴鲁新村外的双塔风景 从双子塔坐轻轨西行一站路，就到了巴鲁新村（Kampung Bahru）。要不是事先做了点功课，还真以为自己坐错了站。站口的走道狭窄逼仄，隔着铁丝网是陈旧凌乱的木屋。绕着铁丝网走了一圈，才看到“新村”的入口，两边一整排小商小铺小吃摊。这“新村”的样子，可比中国六七十年代的“工人新村”还要质朴。高低不平的泥地，各种高大的热带植物参差其间，又掩映着东一幢西一间的低矮木屋和砖房。一切都谈不上整齐的规划，基本上是先人在一片热带雨林中披荆斩截，砍掉一些树木留出造房和人居的空间。这片近乎“原始”的土地，离双子塔只是咫尺之遥，那高拔冷峻的金属巨塔和其它的现代化建筑，在这黄墙黑瓦和疏影横斜的背后熠熠闪光。这种对比奇特而有趣。事实上，此地说是“新村”，历史倒要比双子塔早上100年不止。当年由于战乱，中央政府从巴生迁到地广人稀的吉隆坡，马来人在此安营扎寨，聚集成了这个典型的马来村落。100年来，吉隆坡沧海桑田，已经变成了个现代化都市，唯有这里仿佛是被时间、被历史遗忘的角落，一切都沉静、寂寞而缓慢。 新村有了他们才热闹 我到的时候正是黄昏，艳阳却灼热依然。那道铁丝网好像有隔音功能，把吉隆坡的喧嚣挡在外面。新村里人不多，走过的妇女几都披戴头巾，一派穆斯林妆扮。村中央一片开阔地，放学的孩子在吵闹嬉戏，发出村子里唯一的声响。有店铺，但不叫卖，没有生意店家也不着急，独自抽烟喝茶，不知道是在躲避还是在享受这炎热慵懒的午后。村外是一长片的食肆，都是马来妇女在打理，此刻也没啥生意，据说每周六晚上就成了欢乐的海洋。巴鲁新村颇似一潭死水，任你外面浪涛汹涌，这里依旧微澜不兴。马来人的性格大概也这样吧？简单淳朴，随遇而安，契合着这片土地。 在巴鲁新村闲逛，我庆幸这里的区长不是党的干部，不然一定上演大马版《蜗居》，旧区拆迁改造，建设全新CBD。马来西亚新首相纳吉最近带了一群官员视察新村，这里的地价已经和周边地区差了不知多少个等量级。但纳吉巡视后表示，是否改造新村要充分听取村内群众的意见，尊重当地风俗和文化。巴鲁新村的居民应该庆幸有个眼光高远的首相，而且这一定是个马来人！ 小印度，身后依然是双子塔 出新村往南一站路，是双子塔下的另一番景象。嘈杂的人声夹杂着特有的叮叮咚咚的音乐声远远传来，令人不禁扭胯。走近了又闻到阵阵异香扑鼻。没错，小印度到了！在这个多民族国家，印度裔占了相当的比重，而吉隆坡最密集的印度区域就是这个小印度（Little India）。 喧哗的小印度 小印度其实不小，整整跨了好几个街区，由一个印度庙打头压阵，在周边铺展开去。巴鲁新村的宁静荡然无存，取而代之以一片世俗的喧腾。纱丽店五彩缤纷，令人目不暇接；首饰店金光闪耀，印度人对黄金的追捧比中国人更有过之；音像店放满了来自宝莱坞的影碟，高音喇叭放出的印度音乐肆无忌惮，令已经走得汗如雨下的路人更加头昏脑胀。走路还要当心，没准脚下就绊着一个黑如碳、瘦如竹的印度乞丐。往前再走，有一家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酒店叫柯利修姆（Colisuem），据说大作家毛姆曾在那里喝酒。我探头探脑正想看个究竟，厚重的大门突然打开，冲出来一大群黑黝黝的印度兄弟，里面冷气嗖嗖，顺带飘出扭头摆尾的印度歌曲。原来柯利修姆还有家电影院，专放印度电影。这些扎根在异国他乡的印度兄弟心满意足地散场出门，消失在汽车轰鸣、印度歌舞和沿街叫卖相混合的喧闹马路上。 印度母子 我的脑袋已经胀得不行。耳边又有聒噪响起。我无比哀怨地回眸，却看见一个卖凉茶和说不上名字的印度面食的排挡。瘦瘦的小伙不知在嘟囔着什么。赶紧来上一杯吧！我拍拍小伙的肩膀：“我的印度兄弟，你这声吆喝，我爱听！” 皇家雪兰莪俱乐部 离开小印度，沿着大道往西南，就会经过吉隆坡经典的殖民区。雪兰莪皇家俱乐部(Royal Selangor Club)绿草如茵，是当年英国殖民者和达官显贵的社交场所。紧挨着的独立广场（Merdeka Square）又见证了马来西亚建国的光荣一刻。而马路对面以苏丹阿都沙末大厦（Sultan Abdul Samad Building）为代表的殖民时期建筑，在我看来更是整个马来西亚建筑的精华所在。 苏丹阿都沙末大厦在修缮 拐过这一片，就已经到了唐人街（China Town）的边界了。我到的时候天已近黑，又在中国春节期间，许多华人店铺已经关门打烊。不过建筑的格调和装饰、店面门脸的设计都是那么亲切，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唐人街上都似曾相识。繁荣、热闹、凌乱、嘈杂、脏乱，这些词用在绝大多数的唐人街身上都不会错，此处亦然。著名的茨厂街就在这里，一串串红色的小灯笼高悬头顶，行人们冲着漂亮的灯笼走进去，却立刻意识到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你头顶的“世界名牌皮包”比南货店挂着的火腿猪爪还要密，你身边的“世界名表”比菜市场的葱姜摊子还要贱。摊点之多、排列之紧，几乎令人窒息。可这毕竟不是寒冬腊月在秀水街或者襄阳路，这是吉隆坡的茨厂街，前后左右游客的肉气几乎令人晕厥。我如曹军进了博望坡，摒住呼吸在世界名牌的峡谷中左冲右突，杀出重围，这才长长呼吸一口，闻到了空气的清新和沙嗲的油烟味——大排档又来了。 茨厂街哪里还像一条街 吉隆坡的美食不在五星宾馆、高级饭店，而在路边林林总总的食摊上。在唐人街，食摊内安置空调的就算“高档酒家”了，客人好像也不大领情，宁愿坐在外面的街沿上，吹吹热风看看路人吃吃灰尘。你不得不承认，单从餐饮业就能看出，华人真的最勤奋，笑脸相迎，吆来喝去，前倨后恭，忙里忙外，遇到我们这样的生客还不忘不小心多算几两活鱼的份量。唐人街是个美食的地方，尤能哄骗一碗炒饭就知足的老外。更好的地方在阿罗街（Jalan Alor），长长的街道两边都是食肆，从昂贵的龙虾、虎虾，到便宜的田鸡粥、炒粿条，不一而足。虽然汇集了亚洲各地的美食，但还是脱不掉中餐的基本底蕴。 阿罗街就是吃 我坐在唐人街一家中餐厅靠里带空调的内室，坦然享用一条重800克却瘦小如马来人的石斑鱼，啜一口当地产的虎牌啤酒，庆幸自己记性不好，已经忘了茨厂街的肉气是个什么味道。远处的双子塔已经掌灯，在澄明的夜色中泛着银色的光芒。 巴鲁新村、小印度、唐人街，它们是如此不同，却都能以双子塔作背景，生存在同一片天空下。 小印度的食肆 马来西亚富裕比不过美国，浪漫比不过欧洲，风情比不过南美，历史沧桑比不过中国，文化纯度比不过她周边的越南缅甸柬埔寨，但她像一个三色球冰淇淋，让各种味道和谐地融化在你舌尖。马来西亚有2400万人口，包括土著人在内的马来人占67%，华人占24%，印度人占7%，剩下还有一些其他民族的人。历史上尤其是上世界六十年代，也曾爆发过民族冲突，主要是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争斗。但到了今天，不能说彼此没有矛盾，但大家都明白了相互借力和谐共存的道理。华人长于经商，广有家财，但毕竟还是少数，而且这里的华人大都是当年福建人广东人下南洋的后裔，对从政兴趣不大，所以只要政府没有太大歧视，乐得把为官之途拱手相让。马来人自诩为马来半岛的先民，虽然对华人发财心有所妒，但也明白无论历史还是今天，这个国家的整体繁荣富强须臾离不开华人的耕耘。马来人把控政要，让华人做事，何乐而不为。相比自得于历史和文化的傲慢的欧洲白人，马来人毕竟随和而易于相处，不然当年堂堂马六甲早就发展成世界的中心了，岂容英美称霸置喙。印度人在这里相对人寡式微，但他们天性安于此生，寄望来世，有活干有饭吃，就不比印度母国差。马来西亚人今天多信奉伊斯兰教，还要拜几百年前印度人传经送宝之功劳。更何况无论马来人还是华人，都非惹事生非、欺辱邻居的民族。因此三大民族在同一蓝天下，基本相安无事，构成了马来西亚美妙而丰杂的独特文化。 远眺吉隆坡 我相对在美国待得最久，感觉多民族的美国从来就不曾融合，而只是一个西餐拼盆，左边是番茄，右边是土豆，中间是牛排。马来西亚是什么呢？还真不好说，说融合吧彼此分隔，说分隔吧也有很多融合。民以食为天，你在吉隆坡吃饭的时候就能感受到。无论在哪个民族的区域，有些食物到处都有，口味仅有微小差异。比如无论在新村、小印度、唐人街还是阿罗街，你都能点上nasi lemark，马来人觉得这就是马来的餐饮，因为它有着独特的马来语名字。华人随便你怎么叫，nasi lemark就是椰浆饭，无非是中国饭菜改良版再取个马来土名，就好象豆腐到了欧洲它再叫beancurd也还是toufu。印度人也不管这些，他们本来也吃稻米，无非是咖喱换成椰浆，谁说这里没有印度烹饪的影子？吃客不管，我也不管。大多数马来人习惯了左手握叉右手拿勺，叉子叉起米饭送到勺子那里，勺子抖抖利索再往嘴里送。印度人嫌这罗嗦，洗干净了右手就往盆子里捞，三个指头捏起一嘬米饭就往嘴里塞。我堂堂中华人士呢？还是劳驾给双筷子吧！ 用筷子吃椰浆饭，“马来西亚可以”，我可以。

在金边的时候，我执意要去看一看堆尸陵纪念馆。同伴们拗不过我，反正金边也没有太多可玩的地方，遂呼而相应。虽然已是十二月份，但柬埔寨午后的太阳依然高爽。纪念馆就在金边市区，围墙内，中间是宽大的草坪，两边是高大婆娑的芭蕉树，环绕着五幢三层楼的建筑，建筑的模式和我们熟悉的中国的中小学教学楼完全一样。 艳阳下的堆尸陵 阳光下，我们走进左侧第一间教室。即便戴着墨镜，也无法遮挡每个人脸上突然变得惊异的表情。这件20平方米的房间里，放着一张生锈的铁床，周围放置了几件说不上名字的刑具。最让人恐惧的，是米黄色墙上和天花板上，溅洒着已经发黑的斑斑血迹。讲解员说，那是当时在房间里处决犯人留下的痕迹。 “这是个什么鬼地方？”有同伴惊呼。 这是柬埔寨的人间地狱，这是现代人类文明的耻辱之地。 Tuol Sleng Genocide Museum，懂华语的当地人巧妙地用谐音把它翻译为堆尸陵屠杀纪念馆，曾经是西哈努克亲王亲自命名的一所高中学校，在1975年到1979年红色高棉统治时期，被改造为一所关押所谓政治犯的封闭式监狱——第21号安全监狱（Security Prison 21），“S-21”后来几乎成为红色高棉血腥统治的代名词。在这四年时间内，估计有15000到20000人被囚禁在这里，他们来自柬埔寨全国各地，很多是知识分子，还有政府官员、红色高棉曾经的党员和战士，以及一些普通的群众。他们的罪名是叛国通敌，他们很多都是全家被囚禁在此，受到各种酷刑的折磨，而最后的命运无非是两个字——死亡。在这约20000人的囚徒中，最后只有7个人侥幸存活，其中有一位是由于有维修机器的手艺才脱离死海。 堆尸陵十戒律 曾经是书声朗朗的教室，骤然间一片死寂。根据监狱的10条禁令，在你受到鞭刑和电刑的时候，是不准大声哭叫的。其它的规定包括：在受到讯问的时候，必须马上回答而不得有任何延误；不得隐瞒事实，不得与审讯官有任何对抗，不然严加惩处；不许乱说乱动，保持安静，有令必尊；如有违抗，处10下鞭刑或5下电击…… 昔日的教室，被隔离成这样的监舍，吃住都在里面 曾经宽敞明亮的教室，骤然间被砖瓦隔离成一个个只有立锥之地的小单间，外面还布满了缠绕的铁丝、铁条和电线。绝大多数的犯人没有床铺，直接睡在冰冷的地上，有的还戴着手铐。想死吗？没有那么容易！随意处决犯人在这里是不被提倡的，你必须经受酷刑，交代问题。这些酷刑包括电击、热烙、水淹、倒挂，直至挖眼珠、割舌头，不怕我们做不到，只怕你想不到。这样你必将在所有你做过和没做过的事情面前低头服罪。如果你经不起处罚而生病，不要指望会有人给你看病。当你变成一个废物的时候，我们会来抽你的血，一次一次直至你彻底解脱，你的血液会被送到柬埔寨的各大医院，作为你临终对祖国和人民的赎罪。 这些“罪孽深重“的人们，究竟如何叛国投敌，究竟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呢？几乎所有被关押的犯人们自己都一无所知，也许就因为你会说几句外语，也许就因为你鼻梁上架了一副眼镜。在残酷的刑罚面前，对任何荒谬的质问，你承认或否认其实都没有意义，因为殊途同归，等待你的总归是死亡。 临刑的校长夫人和她的孩子 墙角挂着一幅大照片，照片上怀抱婴儿的女子是金边一所中学的校长夫人，同她的丈夫一起被关了进来。这是她临死前最后一刻拍的照片。当时监狱处决犯人的方法之一，是让犯人坐在方凳上，身后竖一个架子，上面支一个钻头，可能是电动的。钻头钻进犯人的后脑颅，致其毙命。在行刑之前，会给犯人拍一正一侧两张照片存档。也正是因为这些照片没有销毁，后来被攻进柬埔寨的越南军队发现，堆尸陵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临死之前，这位校长夫人的脸上没有痛苦，没有哀伤，甚至没有恐惧，她脸上所有的，只有麻木。但你走近细看，分明有一行眼泪，从她的左侧的眼角滚落。 旁边还有那张侧面的小照片，那个钻头已经抵在她的后脑颅。这对她也许真是一种解脱。使我揣测的是她怀里的孩子，他最后的命运是什么样子？我能够猜想，但看来是不值得一张照片去存档。 “叛国投敌者”们 墙上密密麻麻，贴满了临刑者的照片。他们的表情，无法用语言去描述。在这个纪念馆参观需要一点勇气，总希望身边有几个人陪伴壮胆。有几间房间，一到门口就能感受到一股阴森之气，令人却步，仿佛里面有不散的冤魂要向你哭诉。 最后一个展厅，让我们所有人双脚站定，又想早早逃开——这是整整一柜子的头盖骨！这些头盖骨，都发掘于不远处的一个刑场，至今已经挖掘出8400具尸骨，到后来发掘工作不得不停止，因为实在没有地方能够容纳。听说那里至今仍隐隐地散着腐臭的气味。 最后一个展厅 在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的3年8个月又20天里，最保守估计有170万人被屠杀，占到当时柬埔寨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这五幢看似平常的教学楼，实在让人满心疑惑。 我疑惑的是，听到和看到这样的酷刑，我们周边所有人无不毛骨悚然。但那些行刑者和刽子手们似乎截然相反。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他们显然不是为了所谓的革命理想，显然也知道这些囚徒的无辜，他们对同类的摧残和折磨，并陶醉期间，究竟是为了获取一种什么样的快感，得到一种什么样的满足？这是人性个体的凸显的恶，还是共有的潜在的恶？是历史的恶，还是明天也会重复的恶？那些恶的种子，今天又在哪里？ 我疑惑的是，柬埔寨是一个信奉佛教的国家。在吴哥窟，我们都震惊于这个信仰执着、虔诚向佛的民族，用勤劳和智慧造就了如此恢弘的文明古迹。这样一个充满了慈祥和友爱的民族，怎么会生出波尔布特这样的儿子？ 我在纪念馆的商店里买了一盘《红色高棉政权》的碟片，纪录片，上下两碟。后来回到国内一看才发现，非但两碟的内容完全一样，而且里面的声画质量比中国最次的盗版片都不如，内容也是七拼八凑，不知所云。我不清楚，这是在愚弄仅仅到此一游的外国游客呢，还是在愚弄自己国家应该肃然面对的沉重历史？ 伙伴们个个表情僵硬，一言不发逃出纪念馆。他们似乎希望快快回到旅馆洗把澡，冲掉一身的晦气。回身望去，艳阳下那五幢小楼明亮而宁静，但晴空下的我，却有一股凉气涌上心头。 中世纪离我们并不遥远。弹指一挥间，无非三十年。 欢迎访问 维一背包地理 http://jweiyi.blogcn.com

到达佛罗伦萨（Florence）时夕阳已经全然下山，夜幕笼罩上来。在酒店下榻完毕就出门找餐馆，刚走了一两百米就被粼粼的波光闪了眼睛。“有河！”有人兴奋地叫起来。佛罗伦萨的河还有什么好说的，一定是阿尔诺河了（Arno River），但丁就是在这里遇到了昔日的恋人，心都到了嗓子眼，人也几乎晕厥。我们快走变小跑地到了河边，顺着耀眼的波光抬头看，那月亮通透浑圆，脂玉般悬挂在澄澈的夜空中。 　　 今天什么日子？大家终于反应过来，今天是我们的中秋节！ 佛罗伦萨的星空下（维基百科图） 　　全世界是不是只有中国人才能领略中秋明月之美呢？如果非要在异国他乡过一个中秋的话，还真想不出比佛罗伦萨更合适的地方。我们抬头仰天，奇怪圆月如此通明夺目，却不曾掩盖天穹无数繁星的光芒。那遍布到天际的星斗眨着银色的眼睛，看阿尔诺河沉静无声却又温柔腼腆地悄然流过。 　　这才是佛罗伦萨！只有这个文艺复兴的伟大摇篮，这个在同一时代奇迹般汇聚了那么多天才和大师的城市，才配得上这样星汉灿烂的夜空。 天穹下的佛罗伦萨（维基百科图） 　　顺着阿尔诺河东行。这样美丽的河边不可思议地人迹罕至。我们享受着宁静步行的快乐，刻把钟的功夫到了老城，拐了个弯进到一个大广场。这里的建筑古老高大，透着雄浑之气。灯火阑珊处早有不少酒馆在露天支起了餐桌。我们找好一家坐下，等待用美餐作为一天奔波的犒劳。闲聊中一侧脸，那古建筑下的雕塑让我们愣住了——这不是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嘛！一刹那，还真有点在第五大道偶遇奥巴马的感觉。不过，周边人人都在气定神闲地吃饭，谁也没把这个站岗的大卫放在眼里。我知道，这里站立着的大卫已经是个复制品，原作已经被移入学院美术馆珍藏。不过，复制的大卫在此，这竖着尖尖钟楼的古建筑就是韦基奥宫（Palazzo Vecchio）了，我们所在的就是市政广场（Piazza della Signoria）了。从14世纪开始，这里就是佛罗伦萨的政治中心，当年钟声一响，全城的人就来这里聚集，佛罗伦萨多少艺术活动就在这里进行，多少兴亡大事都在这里发生。 　　干杯吧！佛罗伦萨，我们已经来到了你的脚下。 佛罗伦萨，我来了 　　 　　想看真正的大卫吗？起早去排队吧。第二天我们排了将近半小时的队，终于挤进了学院美术馆（Galleria dell’Accademia）。健美伟岸的大卫就挺拔地站立在大厅正中。不让拍照，没人举相机，也没人喧哗，大家都围在这座雕像旁边，屏气凝神。我小时候不要说看过图画，习画的时候光大卫头像的素描就画过不下五六次，但雕塑之美真是只有直面、绕着他兜了圈子才能领悟。一个人的血肉组成的筋骨肌理，怎么能那么惟妙惟肖地被复制在冰冷坚硬的大理石上？1503年大卫像在市政广场撩开面纱的时候，引来举座皆惊。二战时期为防空袭，佛罗伦萨人把他装进特制的大铁皮箱子，空隙处再塞满木屑。他真比任何人的生命更重要。 站岗的大卫是个替身 　　排完了这个队，还有一个更长的队要排。开玩笑说学院美术馆卖的无非就是一个大卫，但没有一个观众会拿乌菲兹美术馆（Uffizi）来调侃。有关文艺复兴的你说得上来的美术作品，十有七八都在里面了。据说厉害的时候进乌菲兹要排上四个小时的队，这对在此盘桓一两日的短期游客简直如同折寿，但大家都乖乖排队，静静等候。年轻的拉斐尔临死之前，医生对他叹息说：“你们这些人都在为艺术耗费生命。”面对为艺术耗费了生命的大师们，我们今天的等待也算是一种尊重。 乔托的《圣母像》还有浓重的中世纪痕迹 可乔托设计的钟楼却令人叹为观止 　　中世纪很容易被理解为一个暗无天日的时代，而文艺复兴像一道闪电扭转乾坤。历史并不那么简单。房龙说，中世纪的人们被要求放弃部分思想与行动的自由，以便他们可以从身体和灵魂的贫困中享有更大的安全感。在学院或乌菲兹美术馆，都能看到大量文艺复兴前的作品，很多都工笔细腻，并用金粉作底，让人眼前发亮。但你会发现，这些宗教主题的作品造型单一雷同，画来画去，不是圣母就是耶稣，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久看不觉生厌。慢慢地，有才华的艺术家作点调整，有了点人间烟火，有了点世俗情趣，但不敢大越雷池。乔托（Giotto di Bondone）的《圣母像》还是金粉打底，毕恭毕敬，但圣母身后的空间第一次出现了透视关系；达芬奇现存最早的作品《圣母领报》还是陈旧的题材、灰暗的色调，但人物的姿势有了点灵动；拉斐尔的《金翅雀的圣母》，依旧是圣母与两个圣婴的三角稳定构图，但圣母的身体有了点倾斜、转侧，她颔首，顺目，有了人世间母爱的慈祥。你终于会走进一个展厅，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的《春》和《维纳斯的诞生》扑面而来！那三个身姿曼妙、手指如兰花般缠绕的女神、那从贝壳里脱颖而出、手遮胸部、面容沉静的维纳斯，都分明在向你宣告：春天来了！生命来了！美，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