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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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县货儿
马儿赴德国上学一来，除了头年暑假和同学一起由下萨克森州小镇克劳斯塔尔到奔驰汽车城斯图加特打工之外，这些年暑假一直在阿迪达斯的故乡，拜恩州小城黑措根奥拉赫熬过。署去冬来，几度春秋。小镇黑措根奥拉赫已经认下了马儿披星戴月，早起晚归，辛勤劳作的身影。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汗珠和泪珠换来了打理生活学习的一切费用和日常开销。2005年1月至3月，两个“陕西老驴”到德国探亲的往返机票也是马儿买的单。
虽然每天拖着疲敝的身体，无暇欣赏充满中世纪风情的小镇黑措根奥拉赫市井风貌，但“躲在深闺无人识”的小镇也会“偶尔露峥嵘”的。这不，2006年的德国“足球世界杯大赛”因为美洲劲旅，两次世界杯冠军得主阿根廷队的入住，实实在在让这个仅2万人的小镇也热热闹闹风光了一把。
黑措根奥拉赫Herzogenaurach,这个德国拜恩州小镇，鹅卵石铺道，一派中世纪的古朴恬静。一条奥拉赫河从镇中心穿过，而河的两岸，一边一个体育用品巨头——阿迪达斯和彪马。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相信全世界的“时代青年”知道黑措根奥拉赫小镇的人微乎其微，寥寥可数。但不知道阿迪达斯和彪马的恐怕不多。无论是咿呀学语的婴儿，还是英俊少男或者是少女靓妹，穿的戴的，背的用的，哪一样少得了花花绿绿，真真假假的阿迪达斯和彪马。
话说这鲁道夫·达斯勒和阿道夫·达斯勒兄弟俩，先后出生在德国拜恩州小镇——黑措根奥拉赫Herzogenaurach的一个鞋匠家庭。哥哥鲁道夫昵称鲁迪，颇具商业头脑，喜爱与人交际；弟弟阿道夫昵称阿迪，头脑敏锐眼光独到。阿道夫像一名内向的艺术家，而善于言谈、讲话风趣的鲁道夫则是一位天生的公关家。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阿道夫师从父亲当了制鞋匠。凭着很高的悟性，阿道夫的手艺很快便超过了父亲，生意越做越红火。生产的扩大、人手的不足，让阿道夫产生了拉哥哥鲁道夫入伙的念头。幸运的是，鲁道夫的商业才智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凭着他的智慧，顾客总是心甘情愿地掏腰包，而且认为买得很值。1924年7月1日，兄弟俩注册了达斯勒兄弟运动鞋厂，携手打拼天下。这个小厂只加工没有任何品牌的便鞋，也偶尔为那些敢于在露天场所跑步的大胆者钉鞋。上等材质、精细的加工和良好的耐用性，是阿道夫和鲁道夫经营鞋厂的主要宗旨。敏锐的商业头脑、科学的管理策略让达斯勒兄弟运动鞋厂的生意蒸蒸日上，厂房不断扩大、设备不断增添。可喜的是，达勒斯兄弟二人并没有骄傲自满，而是事必躬亲，无论制鞋工艺还是销售流程都了然于心。生意的扩大让阿迪开始担忧：要保持生意长足发展必须在制鞋工艺上下功夫。在阿迪的安排下，鲁道夫全面接管了业务，而阿迪则选择进修，埋头苦学，仔细研读制革、管理和会计方面的书籍。一个苦心研究，一个着眼销售，制鞋厂办得像模像样。
达斯勒鞋的良好口碑，很快传到了德国田径队教练约瑟夫·魏策的耳中。在他的帮助下，兄弟俩顺利地让自己的产品进入了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这届奥运会成了非洲裔美国运动员杰西·欧文斯（Jesse
Owens）一人的奥运会。似乎是要与希特勒对着干，欧文斯成为奥运会历史上首位在一届比赛中获4枚金牌的田径运动员，他远远地把那些蓝眼睛、高鼻梁、金头发的运动员们甩在了后面。如此佳绩的背后藏着一个秘密，那就是欧文斯穿的正是达斯勒生产的跑鞋。自此以后，达斯勒兄弟鞋厂声名远扬。然而，好景不长。二战期间动荡不安的环境，让制鞋厂被迫停产。似乎是受了幸运之神的眷顾，尽管德国的慕尼黑等大城市已被炸成一片废墟，不过黑措根奥拉赫小镇没有战事，达斯勒制鞋厂设备、厂房保护完好。
二战结束以后，达斯勒家族内部开始走向分裂。1945年5月，纳粹无条件投降，阿道夫与哥哥鲁道夫重操旧业，制鞋厂重新开张。在盟军对阿迪的制鞋厂是否与纳粹有染问题展开调查后，阿迪被免罪，并重新掌管了公司；鲁道夫却因被自己的亲兄弟告发，成为了美国人的战俘。与此同时，1948年冬，兄弟二人在经营方面产生严重分歧。虽然他们极力想协调，但始终无法解决。1949年1月，在意识到矛盾已经无法调和后，兄弟俩正式分家。哥哥鲁道夫带着一半财产，与妻子和两个子女迁居到奥拉赫河另一岸，和支持他的大部分销售人员建起新的制鞋厂，一切从零开始。而大多数操作工人则选择留下来，与弟弟阿道夫一起继续经营原来的鞋厂。1949年8月，阿道夫几经斟酌，“阿迪达斯”（adidas）在当地法院正式注册。随后，鲁道夫的鞋厂取名“彪马”。兄弟二人间的生意大战就此拉开序幕。
但是，说起兄弟二人反目成仇的原因，黑措根奥拉赫小城一些年长的居民还有另外的说法——弟弟与嫂子关系暧昧，妯娌间不和，鲁道夫监守自盗、私设小金库等。老人们说，最终的破裂是因1943年的一件意外。当时，兄弟们两对夫妇同住在家中的防空洞里。一天，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隆隆地飞过，阿迪嘴里念着“这畜牲又来了”。谁想，说这话时鲁道夫刚好下楼向阿迪走来，误以为是在骂他，兄弟二人就此互不理会。而无论家人如何解释当时阿迪所指并非他，鲁道夫也不愿相信。总而言之，由于种种原因，两兄弟最终分道扬镳，并且结成宿敌。
在运动市场上，同宗同源的阿迪达斯和彪马或明或暗、或虚或实的厮杀和对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几十年来，两大品牌的竞争一直高下不分，就连两万人的小镇也分裂成对立阵营，水火不容，甚至禁止通婚。黑措根奥拉赫也因此得到一个别称——弯脖之城。因为当地人交友前，必定会弯下脖子看看此人脚上穿的是哪个公司的鞋，倘若不是同一品牌支持者，绝对不会开口说话。乘坐公交车，倘若车上坐的全是彪马派，那么阿迪族只好硬着头皮等下一趟车。
几十年的竞争中，兄弟二人的制鞋厂不分输赢。阿迪与哥哥的首次交锋，以前者的胜利告终。那是在1954年的瑞士世界杯足球赛上。当时，遭到鲁道夫蔑视的西德国家队教练泽普·赫贝尔格将友谊之手伸向了阿迪，并与之建立了良好关系。阿迪为西德队准备了一款专门用于湿滑草地的球鞋，目的是为了防止球员雨天频频滑倒。效果在比赛中充分体现了出来。球赛的胜利，也是阿迪的胜利。因为，他战胜了自己的兄长，创造了一个奇迹。但是在1962年的巴西世界杯，彪马却一举夺得头筹，给予阿迪一个重重的还击。
兄弟两个不但在瓜分市场上频频交火，对于广告经营也是互不示弱。1958年，阿迪达斯打出口号，自称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鞋”。鲁道夫差人暗中行动，企图阻止弟弟阿迪这样做。一怒之下，阿迪向法庭抖露哥哥的行径，鲁道夫惨败而归。第二天，阿迪竟差人将广告词贴在哥哥的办公室窗户上故意气他。
就这样，直到兄弟二人相继去世，竞争依旧激烈。尽管两兄弟晚年的时候见过几次面，进行过私下的谈话，但最终这个家族还是维持着这种痛苦的分裂，他们二人甚至留下遗愿，让子孙后代继续斗下去。1974年，鲁道夫因病去世。第二天，阿迪发表的吊唁信中却似乎充满了喜悦：“本着人类同情之心，阿道夫·达斯勒家族不会对他的去世发表任何评论。”4年之后，阿迪也随之而去。他们兄弟的墓地分别位于小城的两端，身为亲兄弟，可墓地却相隔最远，可想而知他们之间的仇有多深。
第一代领导者退出舞台后，下一代继续斗争。
两兄弟中，鲁迪尤其让人难以相处，他与长子阿明的关系闹得很僵，经常对阿明加以严厉的斥责。鲁迪在20世纪70年代健康恶化时，冲动地修改了遗嘱，剥夺了长子阿明的继承权，另立小儿子格尔德为财产继承人。鲁迪1974年病逝后，在宣布遗嘱时，阿明被已故父亲这最后意外的一击给击垮了，他哀求弟弟格尔德，但却遭到了拒绝，最后阿明只好寻求法律仲裁。家族财产的归属最后重新进行了调整，阿明成为了彪马的主要股东，而格尔德只保有少量股份。
阿迪达斯这边却是遭遇另外的困惑。阿迪去世后，其大权由其长子霍斯特·达斯勒来接管。霍斯特具有非凡的营销天赋，他开创性地为阿迪达斯品牌建立了“金字塔”型推广模式，率先将阿迪达斯体育用品在视觉上与运动员、运动队、大型比赛以及相关体育活动联系起来。在他的倡导下，阿迪达斯成为第一个向优秀运动员免费赠送运动鞋的公司，第一家与运动队签定长期提供球鞋、球袜合同的公司，使人们在许多世界级的比赛中看到优秀运动员们脚上穿着阿迪达斯新推出的产品。但是1985年霍斯特·达斯勒的离世，又使阿迪达斯失去了一位具有品牌远见的品牌管理者，阿迪达斯品牌开始动摇。
彪马在事业走向衰败时，一些名人为其重新步入辉煌作出了积极贡献。在网坛名将鲍里斯·贝克尔退役后，麦当娜和布拉德·皮特成为彪马公司的形象代言人，为其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助其重整旗鼓。尽管如此，彪马公司董事会主席约亨·蔡兹却无力阻挡法国实力雄厚的PPR集团对其进行收购的脚步。
1989年，阿迪达斯公司被卖给一位备受争议的法国人——伯纳德·塔皮尔。塔皮尔的政治抱负超过他的商业兴趣。3年后，当他发现自己身陷财务困境时，把阿迪达斯的控制权出让给了法国的一家银行财团。目前，阿迪达斯公司已经重新回到了德国人手中，正在重现往日的辉煌。《阿迪达斯对阵彪马》的作者芭芭拉·史密特在她的书中写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彪马公司创始人鲁道夫的孙子弗兰克，如今却在为阿迪达斯公司效力。”但是，当地许多人不愿改变。弗兰克跳槽到阿迪达斯后，镇上两份报纸都说他背叛了彪马，他的亲属中也有人对他很恼火。
阿迪达斯与彪马的家族斗争最终以各自被收购而告终。这让我们想到，在一个互不信任的家族中，完全的分割，包括非竞争协议，也许是解决家族冲突唯一有效的方法。此时不得不想起曹植的一首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德国拜恩州小镇黑措根奥拉赫Herzogenaurach城门景色。
